从黄英贤聊到宋美琳再聊到《太平年
发布时间：2026-02-09 04:59:14| 浏览次数：
昨天提到了西方政治光谱中偏右翼的女性政客，意大利现任总理梅洛妮的自传，今天则先来聊聊在西方政治光谱中偏左翼的女性政客，当下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的一本传记。
这本传记出版于2019年，那时黄英贤还没有当外交部长，但是已经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位华裔女性参议员，在该国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另外，黄英贤虽然接受了传记作者的采访，但是并不同意传记的出版，所以这是一本非授权传记。
根据这本传记的讲述，黄英贤就像她自称的，“半是澳大利亚血统半是华人血统”，她母亲这边的家族源于英国，刚刚移民澳大利亚时算是穷人，后来才富裕起来，从她父亲这边算，其高祖辈最初则是从中国广东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但真正给了她中国文化影响的，或许是她的祖母赖凤欣。
在她八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异，她和弟弟随着母亲到了澳大利亚生活，那时的澳洲不像今天，种族歧视还是一种比较公开存在的现象，所以其兄妹二人被邻居嘲笑为“斜眯眼”，而向警察局投诉的结果则是警察劝他们搬家。
原本在马来西亚时，当地华人就是属于二等公民的角色，尽管那时黄英贤还小，但也留有记忆中的印痕，所以争取族群平等就成为黄英贤后来从政中的一种奋斗目标。
梅洛妮和黄英贤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同，从政之后的政策倾向也不同，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但是只要她们两个都还认同平和博弈这个最重要的价值取向，那么这两个人的政治主张无论多么南辕北辙，在西方政治光谱中，就都还是属于主流政客。
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而言，在平和博弈的大框架之下，西方体制中的主流左翼和主流右翼可能皆是盲人摸象的某一方，也谈不上谁就一定正确谁就一定错误，因为各自的人生体验不同，主观感受不同，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最重要的是游戏本身。
这原本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内地有些自以为很懂西方的人，却偏偏没有这点浅显知识，所以前年才会出现为尹锡悦喊冤的视频。
但是韩国宪法法院在去年四月已经判定尹锡悦宣布戒严属于“违宪”，不管最后如何对他量刑，这至少说明，韩国人玩西式游戏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也曾经反反复复，但其精英阶层在一些基本认知彩神IIV登录首页上，还不至于出现严重偏差。
就连尹锡悦内阁自己的成员，比如当时的农业部长宋美琳(也有文章翻译为宋美龄，但本文为避免歧义，特意不用这种翻译)前些时候出庭作证时就说，那时她人在外地，韩国的总理韩德洙通知她回首尔去开内阁会议，她到了会场才知道是要宣布“戒严”，一下子就懵了。
看过韩剧的人都知道，韩国固然也拍《大长今》之类的宫廷剧(暂且不提《大长今》这种宫廷剧和《甄嬛传》有何区别)，但是韩国更多的高分影视恐怕还是拍的现当代的事情，包括《首尔之春》等等，这就使得韩国的通俗文化资源在古今取材方面还是比较平衡的。
不要小看通俗文化资源，虽然这些东西大概不会像韩江的作品那样为韩国人赢得国际声誉，但是对普通韩国人的影响也许更多，更潜移默化，就像中国传统戏曲对明清时代中国人的影响力未必弱于四书五经一样。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尹锡悦的“首尔之冬”之所以没有成为再一次的“首尔之春”，和《第五共和国》之类的韩国影视不无关系，这些通俗文化既可能影响到宋美琳这样的韩国内阁官员，也可能影响到安贵聆那种韩国在野党人士(安贵聆也被译成安金荣，请参考我前年写的)，但更可能影响到的，则是千千万万韩国一般老百姓的普遍认知水平。
比如，最近《太平年》在央视播出，有些观点认为，这剧拍的很扎实，类似《大明王朝1566》，但却是属于同样的“好剧遇冷”，觉得有点遗憾。
我倒是以为，如果《太平年》收视爆棚，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假如真属于“遇冷”，可能也并非全然是坏事，因为有些历史资源和经验固然宝贵，但毕竟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产物，到了二十一世纪，假如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恐怕反不如等等，让以后的人再去拍。
当初，明太祖下令杀了一名提意见的书生，并且让人把血呲呼啦的人头悬挂在南京国子监的旗杆上，待这位不管是鞋拔子脸的重八，还是方头正脑的重八死后，后续换了八位皇帝，书生的人头就一直挂在那里，因为既然是“国朝”太祖让大家“引以为戒”，那就没人敢说个不字，一直到了以荒淫嬉闹载入史册的明武宗，南巡到了该处，才下令撤去。
从明太祖到明武宗，中国社会的文明形态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文明维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什么东西算是真有价值的警诫，同为明朝的帝王，都已经看法不一，更不用说还有后人写文章称赞这种“昏君”对“雄主”的纠偏。
所以，既然今天的社会和《太平年》所反映的五代十国已有沧海桑田之别，究竟什么东西可以真正对今人有正面启发，或许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已经很明确了，站在今人的角度总结历史也许并不容易，否则我们的新编清史也不至于那么难产。
另外，有价值的史学立论往往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凭空捏造或涂脂抹粉的史书里得来。
但是五代十国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而且《新唐书》与《旧唐山》还口径不一，所以恐怕有些事情的真假与是非很难考证与评判了。
甚至不用说五代十国，就是前面提到的重八皇帝，以前他的肖像在课本里是鞋拔子脸，如今改成了方头正脑，但是毕竟重八皇帝的身边没人捧着柯达相机，故而有人调侃说，尽管这位太祖的画像还可以挂出来，但他的“丢脸”其实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请参考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
重八太祖把天下管得死死的，民间社会几乎没有活力，但是可能架不住仍有人喜欢他怀念他或者想别有用心地利用他，比如在永乐时代，就流行鞋拔子脸的重八像，因为这些人认为，是龙种就要有异相。
由此可见，哪怕是没有那么遥远的明朝，哪怕只是为了一张标准照，大家都可能吵成一团，更不用说五代十国时的吴越钱家人究竟怎么想，中原赵家人又到底是如何琢磨事了，现代人真地都能代入思考?
其实，几乎算同时代的播州杨家，其“改土归流”就滞后了几百年，对于他们的评价，恐怕也不能只站在宋代赵家人，元代朝廷或明代重八皇帝等等的立场上想问题，播州当地的老百姓，在七百来年的时间里，与外界的老百姓相比，活得是更悲催还是更轻松安宁一点，这大概也应该被想想吧？
二十四史都是古人编写的，文本是有了，但并不代表当代人对于那些历史就算都有了共识，所以拍历史剧，也不妨像对待编撰清史一样，不是不能写剧本，但是写作是从什么样的视角和视野出发，是从什么样的认知水平出发，是慢慢地精雕细琢还是来个“急就章”，恐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因此，拍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假如有些准备工作并没有到位，先放一放大概也无妨。
相反，有些历史，不但距离今天不远，而且我们的执政党对之已经有明确的决议文件，我们的全民族已经有历史共识，比如彻底否定十年浩劫，那如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样的影视作品，就应该多制作，多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