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文主义末世的“想象共和国”
发布时间：2026-02-16 03:16:16| 浏览次数：
1997年7月，一位约50岁的伊朗女士，坐飞机近20个小时后抵达了纽约。她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个享有声誉的文学教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她曾经组织过一个读书小组，每周四的早晨，她把若干位爱好文学的女孩子带到自己家里，一起读小说，讨论作品，一起分享各自的生活。她年彩神vl官网轻时，曾在美国留学多年，她选来读的作品也大多出自美国作家之手，像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还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绝大多数人在成年后，都要因为各种原因戴上枷彩神vl官网锁，而阅读，特别是文学阅读，则是他/她挽留内心自由的最佳方式。读书小组让女孩子们受益，也让她们的老师收获良多。她说，她保留了一些合影，在这些合影里，起初，女孩子们都是遵照伊朗的法令，用黑袍黑头巾包裹全身，只露出脸蛋和双手，很拘谨地靠墙站着，而之后，她们就陆续除掉了黑外衣，露出了头发和整个容颜，发色、衣色都彼此不同。许多年来，伊朗一直是一个以神权政治为主的国家，女性多数生活在世所周知的约束之中，而在老师的家中，她们靠着阅读，靠着彼此的交流，思想活跃、精神舒展，也主动突破了着装上的“自我设限”。
读书小组从1995年持续到1997年。这位作家女士，就是阿扎尔·纳菲西。她去美国后，她的学生们都感怀于当年吸取的文学营养，有的人还自建了阅读小组，继承了老师的榜样。
纳菲西女士能做这件富有理想精神的事，是因为她自己具备良好的条件。她父母都是开明人士，尤其她的母亲还是现代伊朗最早的女性国会议员之一。父母对她的人文启蒙非常早，到13岁，纳菲西就有机会去英国学习，她主攻哲学和文学，24岁以后，又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1979年，纳菲西回国，赶上了伊朗政坛变故：“伊斯兰革命”爆发，霍梅尼的政党推翻了之前的王政，宣告伊朗进入了一个教法森严的新时期。女性失去了大部分自由，最引起舆论关注的，是着装、打扮这一最为基本的自由。伊朗的许多女性天然容貌明秀，但她们被迫戴上面纱，也不得抹口红，必须遵守一系列这类的严厉法令。所以，黑袍从头遮到脚、戴面纱、只露两眼的女性形象，就象征了霍梅尼政权臭名昭著的不宽容。
纳菲西回国后，也拒绝佩戴面纱，在1979—1980年之交，她被德黑兰大学解聘。若干年后，她找了另一所大学任教，到1995年，她辞职，在家里开了这个文学阅读小组。身处在一个有压迫性的现实之中，她一直受着虚构世界的强烈吸引，无限信仰文学作品里透射出的想象力之光。她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来感受这光芒，尽管这些学生各受各的限制，有的需要找工作，有的被家里安排早早嫁人，但在两年内，他们都和纳菲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2003年，纳菲西来到美国六年后，写完并出版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讲述了那两年间阅读小组的事。她并没有指望此书能有多大的市场。首先时机似乎不对，美国那时经历了“9.11”，正在对伊拉克作战，美国舆论的关注都在伊拉克上，伊朗貌似不在“热区”；再有就是，谈文学总归让人联想到“风花雪月”，而一个伊朗女作家带着女学生读几本男性美国白人写的严肃小说，这个题材，实在看不出有多少明显的勾人之处。
谁知，这本书一问世就大受欢迎。它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待了两年之久，获得了两个文学奖项，目前已被翻译成了32种语言（包括中文）。读者被书中人的故事打动，同时也对伊朗的政治现实有所了解。纳菲西在书中回忆了家中往事，她感谢妈妈在政坛上的奋斗，为自己留下了反抗专制的表率形象，感谢爸爸给她从小讲故事，带她阅读，托国外的朋友带回伊朗买不到的书，给她注入了对文学和自由思想的信仰。她说，父亲总是告诉她，财物是靠不住的，失财比得财容易得多，“你应该珍惜的，是你一直到生命尽头都能带在身边的东西”——比如知识、求知欲、批判精神、自由思考的热忱，等等。
纳菲西在2008年获得了美国国籍，同年，就在巴拉克·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时，她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我所缄默的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2014年，在对美国有了更多的认识后，纳菲西又出版了《想象共和国：三本书中看美国》，在书中，她有很多的篇幅讲述了和朋友们谈论政治，对于奥巴马的执政，他们一度满怀憧憬。特别是，奥巴马不仅是个政治人物，是律师，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还是个作家。和他的后任、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截然不同，奥巴马的气质深得众多人文学者的好感。2009年，纳菲西曾在一次公开讨论中说，他希望奥巴马不仅“承诺我们如何做梦”，而且促进梦想成为现实。
如今已是2026年，伊朗再次成为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焦点。一个德黑兰女孩不戴头巾、披散着秀美的长发，微闭双眼，冷冷地用嘴里的香烟点燃了伊朗最高统治者哈梅内伊的照片，这个场景已然象征着伊朗女性再次为自由而战；与此同时，美国和纳菲西三十年前移居过来（貌似一种“弃暗投明”）时的那个国家，也大不一样了。如果再次回到她的书，回到她视角下的伊朗和美国，我们会看到众多复杂的层次，会感到，简单地用“自由”和“专制”来描述一个国家，是很难的，更不用说预见它日后的变化。
自由是一种很吊诡的东西。很多时候，充分享有某种自由的人，难以意识到它的珍贵价值，难以善加运用。如果只粗看《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定会感到书中的知识女性们对霍梅尼、哈梅内伊充满愤恨和蔑视。但在她自己的回忆录里，她反思了自己年轻时的抉择，实际上，当她在1970年代留学和旅居美国的时候，她和她的很多伊朗的青年朋友，都曾遥远地声援霍梅尼，支持他在伊朗上台。
因为当时的他们觉得，国家到了应该改变一下的时刻了；而他们更有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他们走上街头，支持谁，就喊谁的名字，对自己的反对的人则高呼“某某去死”。纳菲西在回忆这些事时说：发出诅咒的人们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或至少是“风险可控”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喊得格外响亮，也是因为知道“XX去死”不可能成为现实，而那个人如果真的死了，大概人们还会陷入茫然。
在1979年霍梅尼上台之前，伊朗在位的执政者，巴列维国王（按波斯语称呼叫“沙王”），已执政了近四十年，国内一片动荡，伊朗政治上的分裂，从观念上来说，源于一方要恢复古波斯的荣光，另一方则要把伊朗历史从阿拉伯时期起算。巴列维代表前者，反对他的声浪很高，霍梅尼就是在反对派中崛起的。纳菲西说，巴列维政府面临动荡，举措不定，自己的父亲也被秘密警察带去问讯；而那时的她，远在美国，和很多在美的伊朗学生都支持霍梅尼，而无视了后者从一开始就展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
实际上，在很多骚动不安的年轻人眼里，国王执政太久，“该改变一下了”，至于改变之后什么样，他们无法预知。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就是1977年11月，巴列维国王和王后访问美国。那时的总统是吉米·卡特，为此举办国宴，两个元首谈了石油等方面的合作。卡特宣称伊朗“在国王的卓越领导下”不图扩张，只求和平。那时没有推特，更没有会在推特上随时敲字的总统，虽然卡特公开的发言免不了虚伪和冠冕堂皇，可是，一旦这些大话空话消失不见，政治人物给人的印象，和一个在社交媒体上任意发“暴论”的账号给人的印象完全一致，那种体面而又似乎过气的“虚伪”表达又会成为值得怀念的东西。
11月15日，在华盛顿，白宫门前，巴列维发表讲话，支持国王和反对国王的人都涌了过来，双方大打出手，显现出伊朗的分裂事实已然非常严重。纳菲西也在现场，大声演讲。她说，她的声音盖过了仅有的几个国王支持者。她喊着“国王去死”，喊着“美国滚出伊朗”，“伊朗是下一个越南”。
那时的她，一面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文学书，一面活跃于政治活动的第一线。她当然很清楚，这里是美国，她要是身在伊朗国内是不可能做这些事的，但是“在场感”让她十分满足，相信自己的反对者阵营是好人的代表，一切国外的革命领袖——从华盛顿到列宁再到切·格瓦拉——都站在她身后，支持一种模糊笼统的“自由”使命，而巴列维国王则必须是坏人，是敌人，正在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碾压。运动非常激进。11月15日的骚乱最终引来了催泪弹，人们四散奔逃。第二天，有一张照片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照片上，卡特总统严峻地站着，巴列维国王站在旁边，拿手绢擦着眼睛。催泪弹也波及了他，他的动作看起来像是在哭。
如果能够回到历史现场，诚实地讲述，那么很多是非判断就无法急于做出了。这件事过去了三十年后，纳菲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诚实地讲述往事，真切地反思：“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国王已经得了癌症。我们也无法想象，当他看到数不清的他以为会对他忠诚的子民反对他时，有多么困惑。当我第二天返回纽约时，嗓子喊哑了，几乎说不出话。”
巴列维国王确实重病在身，1980年在流亡中去世。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他，但1979年霍梅尼上台时，伊朗人并不能预见到国家后来走向的那个方向。十年后，八十八岁的霍梅尼死去。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中，纳菲西写到，当霍梅尼的死讯传来时，她正在客厅里坐着：
“当时女儿约莫五岁。她不停地往窗边跑，又跑回我们身边。最后她转头对我说：‘妈妈，妈妈，霍梅尼没死——女人还戴着头巾。’”
女儿看到的一个悲观的事实：统治者霍梅尼死了，人民还是活在恐惧之中。但是，纳菲西看到的却是乐观的一面，那就是：人民只需摘下头巾，就可以宣告统治者的失败。她说，四十年来，伊朗女性早已洞悉了这一点：她们一直在用头巾发起反抗，表达信念。她们的武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就是在头巾下露出一缕发丝，就是涂口红。只要化点妆，就是在举起手中武器。
霍梅尼死后，当时已是总统的哈梅内伊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袖。纳菲西对他和他的统治集团不抱任何希望，尽管她始终坚信，伊朗人民，尤其是伊朗女性的抵抗，事实上已使强顽的神权统治破产。1997年离伊赴美后，美国经历了“9.11”及其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随后，一股使人振奋的清风吹来：奥巴马当选总统。
人文知识分子对奥巴马普遍有好感。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都送到了尚寸功未立的奥巴马手中（这一点足以让特朗普嫉妒并咬牙发愿改变游戏规则），一时间争议横飞，但是像纳菲西这样的文化人，都愿意“听其言，观其行”。他们在奥巴马的言论立看到了希望，尤其是，他在那年的开罗演讲中，滔滔雄辩地吐露了最为广义的民主理想，他谈了伊朗，谈了古巴，许诺了国际政策的改变；他谈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合作，谈了核裁军，他好像有无比巨大的决心去支持多边合作，并把前任小布什在中东穷兵黩武的错误战略纠正过来，让美国完全走出“9.11”的阴影。
除了这些事关民主的许诺外，更使奥巴马深得人心的，是他身上官僚味寡淡，“书卷气”更重。书卷气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特质，他们的关切超越当下和局部利益，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安危。阿扎尔·纳菲西这位来自中东的新移民，一直“心系伊朗”，她说，小布什总统经略中东的做法，只是为了安抚因“9.11”而深受创伤的美国人，对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人民并不关心。但奥巴马不同，他许诺的用对话、用互相理解来取代战争的愿景，是从理念出发，来指导实际做法。这吸引了同样书卷气十足的人们——学者、作家、教师，各种智识人物。
美国人文智识的旗舰阵地《纽约客》，时任主编大卫·瑞姆尼克，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奥巴马传记，书名叫“桥”。瑞姆尼克是一位资深的记者和学者，他说，奥巴马是个罕见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是一个“可阅读”的人，奥巴马写的回忆录（也在2009年出版）是严肃写作的代表，有着条分缕析的行文特点，对于从美国宪政思想到文学，他都有清晰的意识。同时奥巴马也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通过阅读和理念来塑造自己的政治家，而不是像大部分同行那样，完全借助选举策略、民意调查构建自己的生涯。
但是，瑞姆尼克对于奥巴马身上的光环非常警觉。因为在2008—2009年间，太多人把他视为救世主，乃至诺贝尔和平奖都急不可耐地发给了他，“勉励”他去兑现自己在各种演讲中的承诺。如今看来，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一厢情愿，但又不能不理解，那时尚有一波——或许是“绝后”的一波——对“政治理想主义”的渴望的热潮。
奥巴马第一任期结束后，纳菲西出版了《想象共和国》一书。什么叫“想象共和国”呢？就是说由这样一群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有智识，善共情，能感受他人的感受，更能通过语言交流和文字阅读，来想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人的生活。——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理想化、很精英的设想，但你如果知道，早在1850年代，美国人就已是一个白人识字率超过90%的人群（同期英国的这一比例还只有60%），报社达到了两千五百多家，书店遍布城镇，哪怕最小的城市里也有图书馆，你就能体会纳菲西心中的期待了。她想要在这里遇到她心目中美国最好的东西，例如马克•吐温的小说里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对势利庸俗的无情嘲讽，如果遇不到，那就重建它，或参与进对它的重建之中。
想象力的培养，是需要通过人文阅读来进行的。在她的想象中，奥巴马和她是同道中人，都曾是文学阅读小组的热情主办者和参与者，都用文学来修身，培养对自己的国家和对其他人的想象。奥巴马和她读过很多相同的书，例如，都读过19世纪伟大的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本小说，写了一个白人孩子哈克和他的黑奴朋友吉姆的溯密西西比河之旅。
在纳菲西看来，这个小说最大的成就，是富有穿透力地揭示了美国的普通人，如何轻易地接受了“社会良心”的摆布，去赞同像奴隶制这种罪恶。奥巴马和她都为《哈克贝利·费恩》所感动，这本书给了他们同等的紧迫感，去改变现状。
纳菲西决心要入籍美国，不是为了躲避伊朗的压迫，也不是觉得美国多完美，而是她从哈克身上，看到了值得信赖的“美国精神”，那种始终可以质疑和反对主流观念的精神。普通人在美国可以有很多选择，也有机会看到历史—政治进程的更多变数，就比如说，在小布什的中东战略把美国人拖入分裂和疲惫时，人们可以迎来一个许诺“拨乱反正”的新总统。《想象共和国》里不少篇幅都体现了当年人文知识分子对奥巴马政府的憧憬，一股天线年，她认为伊朗的现状必须有所改变，从而支持霍梅尼一样，2008—2009年，她认为“天下苦布什政府久矣”，从而把奥巴马对于民主和全球和平的承诺看作久旱甘雨。
她一向是乐观的，始终相信变化正在发生。在伊朗，这个她已离开了十二年之久的祖国，女人自由着装在2009年时已是风尚，神权政府在民众自发的反抗行为面前，似乎也一再退却。“当权者畏惧女性，”她有一次在访谈里说：“伊朗女性不只是受害者，但她们的抵抗方式同样重要：她们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她们的身体和容貌对国家而言是危险的。”伊朗人也希望寻求外援，2009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奥巴马，奥巴马，你站在谁的一边？”的巨大呼声。在那个一些幻念尚有存在空间的年代，社媒还被乐观的人看作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民意表达的途径，而不是一个“生产”乃至“塑造”民意的地方。
不妨把2014年看作所有政治理想主义的终结之年。当奥巴马的第二任期进入尾声，围绕他的评价，和2008—2009年对他的期待相比，可谓一落千丈。他仍然是个知识分子，仍然是个有著作、“可阅读”的人物，但是这些忽然变得不重要了，他的形象向一个善于作秀的明星的方向转化。给这一变化创造基础条件的，则是大型数字传媒平台的兴起：20世纪的媒体，包括广播、时尚杂志、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电视，和关联产业如唱片业、时尚业等，在那一年开始被数字媒体所取代，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在形成，每个在数字媒体上亮相的人，都能感受到了成为“红人”和随之而来的利益的诱惑。
在所有他所承诺的事情之上，奥巴马始终最看重的，是他自己的形象。他如此渴望被关注，乃至把当总统当作满足自己站在聚光灯下的欲望的方式。他的夫人也紧紧跟上。占领最有人气的新闻平台的头条，让各种自媒体、播客主、流量明星每天争相谈论，这在一个进入“去中心化”的媒介时代，是一件格外困难，所以也格外有成就感的事。为此，一个人必须尽情地表现自己，表演自己，不遗余力地“下场”谈论和披露自己的一切。于是，奥巴马把他的关切，都放在了把像是每晚吃七颗烤杏仁，保持苗条的身材，以便和乔治·克鲁尼同台的资格这类信息传播给他的“受众”上了。
真的要追寻民主政治里“表演性竞争”的变味，一直追溯到肯尼迪时代也并无不可，更不用说当年还有罗纳德·里根这样根红苗正的演员，以及克林顿在竞选时的“摇滚投票”插曲。但是，奥巴马时代赶上了媒介的根本性变局，一旦一国总统能够上推特，用自媒体的玩法来释放种种消息，乃至发布施政理念，那么，我们可以放心地宣布，政治从此与理想主义无缘，只会和传播学规律和眼球经济相关；不管理念的表述如何动人，如何关系到天下苍生，它都成为宣传性的，关注一种理念，全部需要从关注一个人开始，更确切地说，从关注一个总是被推到用户面前的名字开始。
奥巴马的继任者固然比他更善于自我膨胀，其搭乘的信息传媒更加无孔不入，但其肇始还是在奥巴马。而“想象共和国”，这个美好的称谓，停留在了伊朗出生的美国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女士的书的封面上。“想象”的前提，是一个人需要缩减自己，多去了解他人，去看向他人的眼睛，但是现在由数字传媒打造的“大环境”，鼓励其中的每个人首先突出自己，展现自己，吸引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这是一种扭曲并扼杀想象力，分散且榨干注意力的环境。
关于奥巴马，纳菲西在他卸任后，对他的公开评价似乎不多，只是曾说过他辜负了伊朗人民的期望，因为伊朗国内那些“无声者”的抗议和呻吟，需要获得外界强有力的声援，才可能凝结成持续不衰的力量。奥巴马竞选上台时的那些感人肺腑的话语基本沦为画饼。一个还有正常判断力的人，如今都该明白，对政治人物的言辞应持有怎样的态度——绝对不是“听其言，观其行”了。
依然捍卫人文理想的文化人，倘若不愿自欺的话，如今都该有身在末世感，自己是这末世的最后一人，连“抱团取暖”都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话。人文的志趣，是使一个人自足的事情，是使人安于孤独、远离喧闹的方式，不需要“取暖”。如果说，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读者能看到1995—1997年，一位伊朗老师带着她精选出来的几位学生一起读书，这种动人的实践是在一个充满压迫性的社会的“取暖”的话，那么这一性质也只能是事后的总结。学生不是她在网络上吆喝招募来的，书写，也是她在时过境迁之后，把记忆付诸胸中的热情，着手完成的工作。
但是文学阅读始终是一件最酷的事情。越是在这个求关注的疯狂气候下，它的酷就越是不可动摇。因为它是超脱的，是“无我”的，一个真正的读者，不是把自己突出在众人之上，而是把自己融进其他人之中。深入阅读生活之中的人，会相信“想象”的力量是人类可以倚赖的、改善这个世界的力量，而且不可能建立一个政党、一个社会组织，来推进“想象”的大业，它只能是诉诸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的热爱阅读的人，在沉默无声之中，自发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它看起来很虚幻飘渺，虚幻得可笑，可它的确存在——至少曾经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