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勒卡雷：天生的特工天才的作家
发布时间：2026-05-09 18:44:29| 浏览次数：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八十九岁高龄的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在英格兰康沃尔郡的一家医院去世。较之本名，无疑是他的笔名——
大部分人或许会热衷于如詹姆斯·邦德那样的冒险传奇，但未必会将之视为现实的参照物。与之相对，勒卡雷笔下的间谍故事则一直被视为对冷战时代暗战氛围的精准复刻，至少能让人感受到从这个冷酷世界渗出来的丝丝寒意。毫不夸张地说，勒卡雷的小说几乎形塑了大众对冷战时代谍战历史的想象、认知乃至记忆。例如他小说中所使用的某些“术语”，甚至反向输入了各国的情报机构。冷战早期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西方情报机构会将隐藏在其内部的卧底间谍称为“潜伏者”（sleeper）。在勒卡雷的小说流行后，“鼹鼠”（mole）则取而代之，成为更流行和通行的说法，出现在各类流出的官方报告中。对此，勒卡雷则“谦虚”地表示：自己是从苏联人那儿借来了“鼹鼠”的比喻。有趣的是，《牛津英语词典》的编辑们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任何显示“鼹鼠”指代“潜伏者”的苏联文献。
一九三一年，勒卡雷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的普尔，父亲是一名混迹黑白两道的高超骗子。在成为职业小说家之前，勒卡雷曾先后在军情五处（MI5）和军情六处（MI6）工作过，还曾以“外交官”的身份在波恩和汉堡负责搜集东德方面的情报。一九六三年，冷战期间英国最知名的“鼹鼠”，“剑桥五人组”之一的金·菲尔比（Kim Philby）叛逃苏联，导致包括勒卡雷在内的大量英国特工真实身份曝光，迫使他不得不撤回英国。一年后，勒卡雷就从军情六处辞职，转而成为专职作家。自近代以来，英国作家们似乎都热衷于充当间谍，例如毛姆、格雷厄姆·格林以及福赛斯，皆属此列，但他们大多只是短暂兼职而已，将这类工作视为自己作家生涯的调剂，又或只是为了日后写作积累素材。但如勒卡雷这样，有过长期、真正职业间谍经历的却并不多见。换言之，他曾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间谍。这层身份赐予其旁人所无法想象的创作素材与灵感，但也会长久地将他的形象包裹在一团迷雾之中。
二〇一六年勒卡雷出版了自传《鸽子隧道》（The Pigeon Tunnel），似乎是想在晚年为自己神秘而独特的一生留下一个无法绕过的注脚。在这本充满大量生动细节且不乏文学化描写的自传中，勒卡雷却非常坦率地写道：“间谍行动并未带我走进什么秘密领域。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都是某一类间谍，不过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这当然是指他从小便无法避免地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勒卡雷在访谈中用了一连串精准而无情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父亲：“一个偶尔的幻想家，一个进进出出监狱的囚犯，一个危机成瘾者，一个表演成瘾者，一个能够毁灭许多人生活的妄想型魔法师。”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勒卡雷，很早就学会了“如何撒谎，如何发明人格”，这些技能似乎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于是他从小便掌握了“欺骗的艺术”，从事间谍工作不过是为他自己找了一个更大的施展舞台。在成为职业间谍和作家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潜伏者”了——潜伏在自己父亲构建的混乱与谎言之中，依靠察言观色和伪装顺从在夹缝中工作与生活。
传记作家亚当·西斯曼（Adam Sisman）就认为成名后的勒卡雷甚至会像布置小说情节一样安排自己的偷情：将车停在远处、用密码写信、在公共场合传递暗号。这种将生活戏剧化的源头或许都可以追溯到那位“妄想型魔法师”父亲所营造的荒诞童年。在勒卡雷的另一本代表作《完美的间谍》中，他甚至还利用小说在文学上进行了一次“弑父”。他通过小说写作超越了父亲，却又继承了父亲“制造幻觉”的能力。
此外，或许也正是因为始终有着诡异而独特的人生经历，成为作家后的勒卡雷一直都非常在意自己的故事会被如何记录与传播。为此，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就曾将一位试图揭露他私生活的传记作家告上法庭。即便是到了二〇一〇年，尽管他同意了亚当·西斯曼的访谈以及为其立传的请求，但他坚持保留了对传记的最终审查权，并千方百计地“警告”对方不要触碰他数十年来的各种风流韵事。
直到二〇二三年，也就是勒卡雷去世三年后，西斯曼才将那些被勒卡雷否决、被禁止出现在他传记中的内容结集出版，披露了这位老间谍、著名作家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婚外情史。如果说二〇一五年的《约翰·勒卡雷传》（John le Carré: The Biography）是勒卡雷“审定”过的官方版本，那么二〇二三年西斯曼出版的《约翰·勒卡雷的秘密人生》（The Secret Life of John le Carré）则更像是一份“解密档案”，揭露了勒卡雷刻意隐去的部分：他混乱的情史、对他人的操纵以及他性格中冷酷的一面。而在这两本传记之间的则是二〇二二年出版的《平民间谍：约翰·勒卡雷书信集》（A Private Spy: The Letters of John le Carré）。
《平民间谍：约翰·勒卡雷书信集》的时间跨度近八十年，从一九四五年到二〇二〇年——从勒卡雷童年时期二战中的英国，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数日。书信的收件人涵盖了家人、朋友、出版商、演员、政客，乃至他曾经的情报界同事与东方阵营的对手。私人书信通常被视为一种珍贵的“一手史料”。与官方档案、新闻报道等相比，书信似乎更能呈现历史人物的私人生活、真实想法，以及那些不便公开表达的观点。正因如此，名人书信集往往被视为了解其人其事的“通幽曲径”。不过，对勒卡雷来说，书信或许也跟他的小说（以及回忆录）一样，属于某种形式的创作。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书信从来不是纯粹的自言自语或两个人之间的私房话，而是一种有预设读者的交流行为。
在成为知名作家前，由于间谍职业所培养出来的“反侦察意识”，他很早就清楚自己的往来信件有可能会被检查。在离开情报机构后，这份“反侦察意识”则变成了另一种自我保护的习惯。在落笔时，他总会有意无意地考虑收信人是谁、信件可能被如何使用、自己希望在信中呈现出什么形象。这本书信集的编辑者是勒卡雷的儿子蒂姆·康威尔（Tim Cornwell），他就曾如此评价自己的父亲：“他很早就知道他的信件会被保存和留档，也很可能会被公开、滥用、错引和出售。”
这种自觉让这些书信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双重性：在有些信件中，大卫·康威尔仍会亲密而自由地书写，在字里行间留下了一个间谍、一位作家的成长印记，例如他在军情五处和六处的工作，负责窃听、审讯的经历，以及从“冷战前线”波恩传回情报的岁月。这些细节与书信集中他从德国寄回的大量信件可以相互印证，勾勒出一个年轻外交官（兼间谍）的成长轨迹。但在另一些信件中，约翰·勒卡雷则是在有意识地为后世留下他的“遗产”，他甚至曾戏谑地给朋友写信说他在“为未来的传记作者写信”。因此，我们在书信集中读到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勒卡雷”：一个关怀朋友、热爱文学、对政治保持愤怒但不失风度的绅士。此外，这些书信亦与他在不同场合的访谈中所透露的文学野心彼此呼应。在不少书信中，我们能读到他与出版商、编辑、评论家之间的周旋与博弈。勒卡雷深知如何运作自己的名声，如何利用媒体来塑造、巩固自己作为“严肃文学家”而非仅仅是“类型小说家”的文坛地位。当然，这一切的设计者便是大卫·康威尔本人，他甚至还贴心地在自己信上留下了诙谐有趣的插画。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双重性还会与勒卡雷在小说中时常呈现出的那种虚无感形成一种更为奇妙的张力，例如他对待金·菲尔比的态度。
金·菲尔比，这位“剑桥五人组”中最著名的“鼹鼠”，是勒卡雷终生的梦魇与镜像。
在处于冷战尾声的一九八九年，勒卡雷在一档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访谈节目中，以极有逻辑的叙述、完美的修辞，复述了他小说中一再触及的母题：在冷战的谍报战中，西方与苏联的间谍往往是同一种人——“孤独、幻灭，被预算麻烦和官僚权力斗争所驱动”，无论哪一方，都随时准备被同事或情人出卖背叛，如《柏林谍影》中的故事那样。
在这次电台访问的两年前，勒卡雷受苏联作协邀请访问莫斯科。当时已经叛逃多年的菲尔比通过中间人传话，表示想见一见这位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老同事，但勒卡雷却断然拒绝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给出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我不能既跟女王陛下的大使吃饭，又跟女王的叛徒吃饭。”然而，这种“大义凛然”的说法却与他一系列小说中所执着描绘的灰色氛围大相径庭。但凡读过《柏林谍影》又或是那些以史迈利为主角的系列小说的人，都会发现勒卡雷从不会描绘一个黑白分明的间谍故事，而冷战双方在他的故事里似乎都别无二致，互为彼此的“深渊”。在不少人看来，菲尔比之所以沦为一名双面间谍，心甘情愿地为苏联卖命，无疑是因为其青年时代的左翼理想主义而“误入歧途”。勒卡雷却对此类解释不以为然，在不同场合和文章中都曾多次称其“虚荣且卑鄙”，也对围绕菲尔比变节动机的浪漫主义分析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菲尔比似乎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叛徒、败类。
勒卡雷之所以持续在人格上贬损菲尔比，而不愿像对待他小说中人物那样，给予菲尔比同理心，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可能是源自双方家庭阶级的巨大差异。不同于勒卡雷有一位身为职业骗子的父亲，金·菲尔比则是来自名副其实的英国上流社会，他的父亲曾是殖民地高官，而菲尔比本人从小也是按照帝国精英的模板被培养的，从伊顿到剑桥再到军情六处皆是如此。与之相对，青年时代的勒卡雷却始终笼罩在“骗子之子”的阴影之下。例如在一封写于一九五四年的信中，他就如此写道：“每次我拿他（父亲）的钱，甚至吃他一顿饭，都是默许他的生活方式和降低我自己的地位……任何一个体面人都无法与他生活在一起。”而青年时代的勒卡雷之所以选择加入情报机构去当间谍，更多是出于一种随波逐流的无奈。混迹在校园内外，渗透、监视乃至告发左翼师生的日子并不会让他有多少成就感。这种“骗子之子”的自觉，又让他对“体制”保持了一种既渴望融入又冷眼旁观的疏离感。不难想象，当他发现一位来自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居然舍弃他求之不得的体面家庭，以一种近乎玩乐的心态来体验暗战游戏，甚至当起双面间谍时，勒卡雷心底里涌现的恐怕并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一种郁闷乃至愤怒，何况这位公子哥的职业起点还要远高于自己，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军情六处局长的候选人。
另一方面，勒卡雷或许自认为看透了菲尔比的本质。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好，“左翼理想”也罢，都不过是菲尔比用来自我开脱或迷惑他人的借口，菲尔比同样非常乐意为这类解释推波助澜，进而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一位理想主义的斗士，为自己多赢得几分身后名。这位剑桥的上流社会子弟内心深处渴望冒险的刺激，甚至享受欺骗他人的快感。而勒卡雷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可能正是因为他也深谙这种“欺骗”的快感。只不过勒卡雷选择了用虚构的小说来释放这种快感，而菲尔比则选择了出卖真实的情报与人命。这种“同类相斥”的心理，曾在勒卡雷自己的信件中表露无遗。在一九八七年从苏联回国后，他在一封给熟人的信里，用近乎炫耀的语气写道：“我最得意的时刻是我有机会见到菲尔比，但我拒绝了。”
较之他对菲尔比的微妙态度，勒卡雷与另一位文坛前辈格雷厄姆·格林的关系则充满了文坛两面派的江湖味道。这本书信集收录了多封他写给格林的信，信件充满了晚辈对前辈的崇敬，勒卡雷甚至会不厌其烦地希望澄清：他对格林绝无任何不敬之意，某些传闻都是媒体断章取义的结果。然而，在写给编辑和更亲密的朋友的信中，勒卡雷则会批评格林的作品“软绵无力”“不够诚实”。事实上，格林确实曾为了金·菲尔比，与勒卡雷隔空论战过。二战期间，格雷厄姆·格林曾为军情六处当过“兼职间谍”，而他当时的上司便是菲尔比。即便是在菲尔比逃亡莫斯科后，格林仍与他维持着友谊，还会偶尔通信。有趣的是，格林也曾在一九八七年受邀访问过苏联。与勒卡雷不同，格林与菲尔比见了面，两位老朋友还曾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彻夜长谈。至于勒卡雷，在与格雷厄姆·格林这类世界级作家周旋社交时，则更像是一个在执行渗透任务的卧底。
在与菲尔比擦肩而过后不久，冷战大幕落下，此时早已功成名就的勒卡雷却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虚无与愤怒。在这本书信集的后半部分，尤其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信件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愤怒的老人的抱怨与批判。这类愤怒并非仅仅源于衰老，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被背叛的感觉。在二〇一七年出版的《间谍的遗产》中，勒卡雷让年过百岁的乔治·史迈利重新登场。面对年轻一代特工的质问，史迈利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自白：彩神IIV登录首页“我是一个欧洲人。”这句话在他的书信中得到了反复的印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脱欧是对“欧洲理想”的背叛，认为民粹主义正在摧毁他和“史迈利那一代人”试图捍卫的文明底线。冷战时代的明争暗斗虽然残酷且充满道德污点，但至少双方的行动都还是基于某种宏大的意识形态信念。然而，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以及英国脱欧，让这一切牺牲显得荒诞可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失望的勒卡雷甚至放弃了英国国籍，成为爱尔兰公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让我重拾了我与欧洲的长期友谊，也让我在暮年成为爱尔兰的孩子”。毫无疑问，这当然也是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政治表态，更是他人生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勒卡雷留下的这些除小说外的文本——无论回忆录，还是书信——都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事实转述”，但也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单纯的谎言”。它们更像是一层层精心涂抹的保护色。就像他小说中的那些主角一样，他们的一生就是由无数个假身份拼凑而成的，直到人物自己也分不清哪个是真我。
对历史学者或传记作家来说，勒卡雷既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的研究对象。他的独特经历与空前成就，足以让他的故事在引人入胜的同时，还能成为映衬冷战时代的最佳标本之一。另一方面，这位“老间谍”在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常会穿插半真半假的故事，又或是给出模棱两可的答案。西斯曼事后回忆与勒卡雷访谈的体验就像是“坐在小艇上的捕鲸人，被巨兽拖着在海上狂奔”，并补充道：“勒卡雷有一种完美的技巧，你以为他就在你面前，一目了然，但他其实仍然隐身于视线以外。”毫无疑问，访谈者若无充足的准备和智力，就只能任由勒卡雷向你倾泻他那些经历数十年打磨的有趣故事。而他口中的那些“亲身经历”，则会借助第三方的手，完成从“虚构”到“记忆”的转化。至于勒卡雷本人，之所以在各类访谈和文字中，以不同的方式暗示乃至承认自己“从小就擅长说谎”并精于此道，似乎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争夺叙述权的高明策略：“如果你想让秘密保持为秘密，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一九七八年，BBC改编拍摄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这部电视剧，主角史迈利由英国著名演员亚历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饰演。在一封给吉尼斯的信中，勒卡雷描绘了他对史迈利这个角色的认知：
史迈利就像一座修道院，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风潮甚至不同的宗教积淀而成，构成他的要素，彼此之间不总是相安无事的……他背负着那么多的生命和身份。与每一个坚持行动的人一样，他也是罪人。
在阅读勒卡雷的书信集时，或许应当记得带上一台“测谎仪”——不是为了揭穿他，而是为了欣赏，这位将“欺骗”演化为“艺术”的大师是如何在字里行间完成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漫长的一次任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