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诺奖仍初心不改赵忠尧毕生耕耘终成中国核能之父
发布时间：2026-04-04 03:45:30| 浏览次数：
在当代中国核科研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有太多科研工作者隐于幕后，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国家科研事业，不求名利，不问归途。提起中国核事业，大众熟知的多是“两弹一星”元勋的光辉事迹，却极少有人知晓，真正开启中国核物理研究、搭建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建造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培育出两代核科研顶尖人才，被业内公认为中国核能之父的人，是赵忠尧。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到反物质现象的物理学家，是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绝对先驱，一生历经战乱、海外拘禁、名利错失，却始终坚守科学报国初心，用近七十年的耕耘，为中国核能事业打下不可撼动的根基，而这样一位国之巨匠，却长期被大众遗忘，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赵忠尧的人生轨迹，始于浙江诸暨一个普通的破落家族，1902年6月27日，他降生在这片江南土地上。他的父亲赵继和，早年曾担任私塾先生，后转行行医，靠着微薄的收入维系整个家族的生计，家庭条件始终不算宽裕。赵忠尧出生时，母亲已经46岁，属于高龄产子，加之他自幼身体孱弱，体质远不如同龄人，父母对他的管教便格外严厉，生活上处处细心照料，学业上更是严格要求。幼年时期的赵忠尧，几乎没有自由玩耍的时间，大部分时光都在读书、习字中度过，小学阶段，父母担心他参与体育活动损伤身体，甚至不允许他上体操课，只能在教室中专注于文化课学习，这样的成长环境，让他早早养成了沉稳、内敛、踏实的性格，做事专注且有恒心，为日后深耕科研领域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1917年，赵忠尧顺利考入浙江省诸暨县立中学，开启了中学阶段的学习。相较于幼时的单一管教，中学阶段的他，兴趣逐渐变得广泛，文理科课程均能兼顾，既对文学典籍抱有兴趣，又对数理化知识充满好奇，尤其在物理、化学学科上，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钻研精神。他从不偏科，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反复琢磨知识点，遇到不懂的问题，总会主动向老师请教，直到完全弄懂为止。求学期间，他的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踏实的学习态度和扎实的知识储备，为后续的升学和科研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秋，赵忠尧从诸暨县立中学顺利毕业，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学业转折点。
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赵忠尧并未局限于化学专业的学习，而是同时兼顾物理学、数学的课程学习，他深知数理化知识相通，想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必须全面夯实基础。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更名为东南大学，学校的教学资源、师资力量进一步提升，赵忠尧也得以接触到更专业、更系统的理科知识。在校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勤奋刻苦的学习状态，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是他日常的常态，他不参与无意义的社交活动，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知识学习和实验探索中，这份专注和坚持，让他在一众同学中脱颖而出，也得到了校内多位老师的认可和赏识。
1924年，赵忠尧的人生遭遇了一次重大变故，他的父亲因病逝世，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生活愈发拮据。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也为了继续完成学业、积累工作经验，赵忠尧申请进入东南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一边协助老师完成教学和实验工作，赚取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一边继续完成自身的学业任务。这段助教经历，让他提前接触到物理教学和实验研究的流程，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物理学领域的决心。1925年，赵忠尧顺利通过学业考核，取得东南大学的毕业资格，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习。同年，他受到物理学界前辈叶企孙先生的邀请，前往清华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这一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让他正式踏入物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
在清华大学担任助教期间，赵忠尧全身心投入到物理教学和科研辅助工作中，他协助教授整理教学资料、指导学生实验、维护实验设备，每一项工作都做得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工作之余，他从未停止学习和探索，积极参与校内的科研项目，其中，他参与的清华大学大礼堂声学问题研究项目，成为中国近代建筑声学研究的开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这段在清华的工作经历，让赵忠尧积累了丰富的物理教学和科研经验，也让他意识到，国内物理学研究，尤其是核物理领域，与世界顶尖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走出国门，学习最先进的物理知识和科研技术。
1927年，赵忠尧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筹经费前往美国留学，奔赴世界顶尖的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实验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密立根教授是当时物理学界的权威人物，在实验物理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能够师从这样的顶尖学者，是无数物理学学子的梦想，赵忠尧也格外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初到美国，他面临着语言、资金、学术环境等多重压力，由于是自筹经费留学，生活开销和科研经费都十分紧张，他省吃俭用，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学习和实验上。在密立根教授的推荐下，他成功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一千美金的科研补助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研经费的压力，得以全身心投入到博士阶段的研究中。
1929年，在密立根教授的指导下，赵忠尧确定了博士论文题目——《硬伽马射线吸收系数测量》，并正式启动相关实验研究。当时，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吸收系数遵循克莱因－仁科公式，而赵忠尧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反复测试、精准测算，发现了一个颠覆现有认知的现象：硬γ射线通过轻元素时，吸收系数符合公式计算结果，但通过铅等重元素时，实际测量的吸收系数，比公式计算结果高出约40%，他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反常吸收”。这一发现，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因为它直接挑战了当时公认的物理公式，意味着现有理论存在漏洞。
赵忠尧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为了探究“反常吸收”背后的物理机制，1930年，他在鲍文教授的支持下，设计新的实验，观测重元素对硬γ射线的散射现象，经过无数次实验、调试、记录，他首次发现了“特殊辐射”。同年5月，他的第一篇博士论文《硬伽马射线吸收系数测量》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0月，第二篇论文《硬伽马射线的散射》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两篇论文，详细记录了他的实验过程和研究成果，清晰阐述了硬γ射线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现象。
后世物理学界经过反复验证证实，赵忠尧发现的反常吸收，本质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过程，而特殊辐射，正是正负电子对的湮没过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实验观测到反物质现象，比卡尔·戴维·安德森发现正电子径迹早了整整两年。这一研究成果，为正电子的发现提供了关键实验依据，为量子电动力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物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按照学术贡献，赵忠尧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却因后续评审过程中的客观失误，错失了这一荣誉，成为物理学史上的一大遗憾，而赵忠尧本人，从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始终专注于科研本身，从未因名利得失动摇初心。
1930年，赵忠尧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完成了海外学业阶段的学习。毕业后，他没有立刻回国，而是选择继续在海外顶尖科研机构深造，先后前往德国哈勒大学物理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与卢瑟福等国际顶尖物理学家一同开展科研合作，吸收最前沿的核物理研究理念和技术。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期间，他与卢瑟福团队深入交流核物理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科研体系，这段海外深造经历，让他掌握了当时世界最顶尖的核物理实验技术，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回国报国的决心，他深知，当时的中国，核物理领域一片空白，国家急需相关科研人才和技术，他必须将所学带回祖国，开启中国自主核物理研究的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国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远在海外的赵忠尧，听闻祖国陷入战乱，心急如焚，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的科研条件、丰厚的薪资待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即刻收拾行囊，踏上归国的旅程。回到祖国后，他受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正式开启了国内核物理教学和科研之路。当时的中国，核物理领域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专业的核物理课程，没有成型的核物理实验室，更没有相关的科研设备，赵忠尧从零开始，一手搭建起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框架。
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专业课程，亲自编写教材、设计教学大纲，将自己在海外所学的核物理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同时，他克服资金短缺、设备匮乏的重重困难，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从实验室的规划、设备的采购与调试，到实验项目的设计，全部亲力亲为。在那个战乱频仍、物资匮乏的年代，想要建立一个专业的核物理实验室，难度超乎想象，没有实验设备，他就托海外友人帮忙代购，或是自己动手制作简易实验器材；没有科研资金，他就拿出自己的薪资补贴实验室运营，即便条件如此艰苦，他也从未放弃，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科研一线，培养出了钱三强等第一批中国本土核物理人才，为中国核事业播下了第一颗种子。
1933年，赵忠尧与学生龚祖同合作，将相关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Nature杂志，这篇论文，为正负电子对产生提供了又一重要实验证据，得到了卢瑟福的高度评价，也让中国核物理研究，第一次登上国际顶尖学术舞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核科研的起步与潜力。1936年，赵忠尧与傅承义合作，开展中子物理相关实验，使用Ra-Be中子源，通过不同厚度的石蜡减速中子，获取不同能量的中子，测量银和碘被中子照射后产生的人工放射性，测定中子吸收与能量的关系，实验成果先后发表于《清华学报》《中国物理学报》和Nature杂志，填补了中国中子物理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年，赵忠尧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与张大煜、刘云浦、施汝为等学者共同筹集资金2000余元大洋，严济慈也先后两次筹集500元大洋，众人合力从德国进口制芯机，计划在北平建厂生产铅笔，希望通过发展民族工业，助力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然而，这份工业救国的理想，很快被战乱打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迫南迁，赵忠尧筹建的铅笔厂无法继续运营，只能被迫南迁上海，更名为“长城铅笔厂”，而他本人，也被迫离开清华，辗转前往云南，受聘为云南大学教授，在战乱中继续坚守教学和科研岗位。
1938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赵忠尧受聘为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核物理教学和宇宙线研究工作。西南联大时期，办学条件极为恶劣，教室简陋、物资短缺、时常遭受战火侵扰，赵忠尧与其他教授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为学生授课，他和张文裕合作，使用盖格计数管开展宇宙线相关研究，对此前的中子共振能级间距实验，进行更细致的理论分析，即便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也从未中断科研探索。
这段时彩神vl官网期，赵忠尧培养出了一批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物理学发展的顶尖人才，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学生，后来有的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的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成为中国核科研事业的中流砥柱。李政道曾坦言：“凡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在国内成长的物理学家，都是经过赵老师的培养，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足见赵忠尧在人才培养领域的深远影响，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为中国核事业培育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这是他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又一重大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赵忠尧受吴有训邀请，前往中央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继续深耕物理学教育和科研工作。1946年，经萨本栋推荐，赵忠尧获得赴美参观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群岛原子弹试爆试验的机会，同时，他受国内科研机构委托，肩负起在美国采购核物理实验设备、科研器材的重任，为战后中国重建核物理科研基地做准备。此次赴美，赵忠尧目标明确，不仅要参观学习，更要掌握静电加速器制造技术，购置相关设备，把中国核科研急需的技术和器材带回国内。
他先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制造技术，后又进入卡内基地磁研究所，学习离子源技术，期间还参与宇宙线研究，发表《混合宇宙线簇射》等论文于美国《物理评论》。在学习技术的同时，他四处奔走，联系工厂加工加速器部件，一点点筹备中国核物理实验急需的设备，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为国内科研事业争取资源的机会。1948年，赵忠尧完成设备采购和技术学习任务，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此时的他，满心期待着早日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却没想到，归国之路，充满了重重阻碍，一等就是数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赵忠尧激动不已，立刻着手办理回国手续，收拾行李、整理器材，准备即刻启程。然而，当时中美之间直接通航中断，想要回国，只能取道香港，行程本就艰难，加之美国当局对中国留美科研人员的严格管控，赵忠尧的归国之路，变得愈发坎坷。1950年3月，他正式提交回国申请，历经数月等待，终于在1950年8月，登上了从洛杉矶出发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与邓稼先、叶笃正等一百多位中国留美学者一同，踏上归国航程。
轮船起航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登船，以违反出口法为由，强行扣留了赵忠尧随身携带的公开出版的物理书刊，所幸他提前将核心的核实验设备、加速器部件，分批托运回国，才没有让多年筹备的科研物资遭受重大损失。即便如此，美国当局仍不肯放过他，美军最高司令部连续下达三道追截令，执意要将赵忠尧拦截在海外，阻止他回国为新中国效力。1950年9月12日，轮船行驶至日本横滨港时，赵忠尧与罗时钧、沈善炯两位学者，被美方人员强行带下船，关押进日本巢鸭军事监狱，失去人身自由。
在监狱中，赵忠尧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但他始终坚守爱国初心，没有向美方妥协，没有透露任何国内科研相关信息，即便身处牢狱，他也没有放弃学习，与同监室懂日文的中国难友一起，学习日文，保持着积极的心态。他坚信，中国政府一定会营救自己，自己终究能回到祖国怀抱。与此同时，国内得知赵忠尧被非法拘禁的消息后，中国政府立刻启动外交营救程序，郭沫若等科学家多方奔走，国际科学界众多学者也纷纷发声，声援赵忠尧，谴责美方的非法行为。
在中国政府的积极营救和国际科学界的强大声援下，美国当局迫于压力，于1950年10月28日将赵忠尧释放，结束了他一个多月的牢狱生涯。1950年11月15日，赵忠尧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经香港回到中国大陆，踏上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土地，结束了长达5年的赴美之旅，这5年，他学技术、备器材、遭拘禁、历磨难，却始终没有忘记归国报国的初心，将全部的科研技术和核心器材带回了祖国，为新中国核物理事业的重启，做好了充分准备。
1951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专门为赵忠尧主持欢迎宴会，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钱三强等众多著名科学家出席，欢迎他平安归国。宴会上，赵忠尧动情表态，愿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全部奉献给新中国的科学发展事业，为国家核科研事业鞠躬尽瘁。随后，他即刻投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中，主持建立核物理研究室，并担任第一组组长，带领团队，从零开始，重启中国核物理实验研究。
1953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物理研究所，赵忠尧继续在研究所内深耕，带领团队攻克核物理实验、加速器制造等多项技术难题。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参与国家事务的同时，始终坚守科研一线年，赵忠尧当选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也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3月，他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学习核科研相关经验，回国后，立刻带领团队，利用从美国带回的加速器部件，主持装配完成中国第一台7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并依托这台加速器，开展原子核反应研究，这一成果，标志着中国核物理实验研究，正式迈入自主发展阶段，为中国核物理、加速器技术、真空技术、离子源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6年，赵忠尧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同年，他主持建成200万伏高气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台加速器性能优异，加速管和真空部件质量过硬，后续使用长达20多年，依托这台加速器，国内科研团队完成了一系列核反应研究实验，取得了众多突破性成果。也是在1958年，赵忠尧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后更名为近代物理系，并担任系主任，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科技大学第一个专业核物理实验室，制定详细的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和科研方针，邀请严济慈、彭桓武、张文裕等国内顶尖专家前来授课，亲自为学生讲授原子核反应专业课，开设β谱仪、气泡室、γ共振散射、穆斯堡尔效应、核反应等先进实验课程，为中国核科研事业培育了大批青年人才。
此后多年，赵忠尧始终坚守在科研和教学岗位上，即便身处特殊历史时期，遭受不公待遇，也从未放弃对核科研事业的坚守。1964年起，他连续当选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参政议政的同时，持续关注中国核科研事业的发展，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1972年，中国科学院筹备高能物理研究所，赵忠尧积极参与筹建工作，贡献自己的科研经验和力量，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赵忠尧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主管实验物理部工作，重新带领团队开展高能物理研究，推动中国核科研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1979年，赵忠尧代表中国科学界，前往德国出席国际物理学会议，并开展学术参观访问，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再次展现中国核科研的发展成果，也向世界物理学界，介绍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发展历程，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核科研事业的进步。此时的赵忠尧，已经77岁高龄，却依旧精神矍铄，始终关注着行业前沿动态，从未停止学习和研究的脚步。
1995年，93岁高龄的赵忠尧，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这是对他一生科研贡献的高度认可。拿到10万港币奖金后，赵忠尧没有丝毫犹豫，将奖金全部捐献给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设立科学基金，专门用于奖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南大学物理系的二年级优秀学生，鼓励青年学子深耕物理领域，报效国家。他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将所有的心血和财富，都奉献给了国家的科学事业和人才培养，从未为自己谋取私利。
1998年5月28日下午15时55分，赵忠尧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走完了他波澜壮阔、奉献一生的科研之路。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在唁函中评价他：锐意进取，严谨治学，赤忱爱国，正直刚毅，艰苦朴素，德高望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回顾赵忠尧的一生，他的贡献，贯穿了中国核物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科研层面，他是人类反物质现象的首个发现者，开创了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宇宙线研究的先河，建成中国第一台、第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搭建起中国核物理实验研究的完整框架，为中国核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最核心的技术和实验基础；人才培养层面，他执教清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中国科大等高校近70年，门下走出8位“两弹一星”元勋，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培育了国内几代核物理研究者，是中国核科研人才培养的奠基人；爱国情怀层面，他放弃海外优渥条件，历经战乱、拘禁、磨难，始终坚守归国报国初心，一生埋名，不求名利，只为国家核事业发展，这份赤子之心，令人动容。
在赵忠尧的人生历程中，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1937年北平沦陷时，他为了保护卢瑟福赠送的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不顾个人安危，化装成乞丐，将镭藏在咸菜罐中，步行千里，从北平跋涉至长沙，为中国核事业留存了珍贵的科研火种，这份坚守，在战乱年代显得尤为珍贵。错失诺贝尔奖，他从未抱怨，依旧潜心科研；遭受不公待遇，他从未动摇，始终心系国家；一生隐于幕后，他从未计较，只为国之核基筑牢。
赵忠尧的事迹，在业内广为流传，却长期被大众忽视，多数人只知“两弹一星”元勋，不知这位中国核能之父的付出与贡献。网络上，关于赵忠尧的讨论，近年来才逐渐增多，众多网友在了解他的事迹后，纷纷表示愧疚与敬佩，愧疚于此前对这位国之巨匠的无知，敬佩于他一生埋名、为国铸核的坚守。有网友留言：“我们欠赵忠尧先生一个全网致敬，他才是真正的国之脊梁，中国核能之父，不该被遗忘。”也有网友表示：“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从不在乎名利，他们只在乎国家是否强大，民族是否安宁，赵忠尧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都对赵忠尧的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曾公开表示：“这位是物理学界前辈赵忠尧先生，他就是正负电子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现在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埃克斯彭也曾留言：“我遇到了一位创造了伟大历史记录的人，即赵忠尧教授，他几乎在1930年就发现了正电子，是在安德逊之前。”钱伟长院士称其为“中国原子能之父”，叶铭汉院士称赞他“培养了我国几代核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是‘两弹一星’元勋的老师”。
从1902年降生，到1998年离世，96载春秋，赵忠尧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核科研事业和教育事业，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追名逐利的世俗之心，只用一生的坚守、耕耘、付出，在无人知晓的领域里，默默筑牢国之核基，为中国核能事业铺就了前行的道路。他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核能之父，他的事迹，不该被尘封，不该被遗忘，理应被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他的爱国精神、科研精神、奉献精神，理应成为中国科研事业的精神丰碑，永远传承下去。
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铭记像赵忠尧这样的隐姓埋名的科研巨匠，他们是国家的脊梁，是民族的骄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中国才能在核科研领域站稳脚跟，才能拥有如今的国之屏障。铭记他们，不是为了宣扬过往的功绩，而是为了传承他们的精神，激励更多人投身国家建设，为国家彩神vl官网的强大、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赵忠尧先生虽已离世，但他的精神永存，他为中国核能事业打下的根基，将永远支撑着中国核科研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他的名字，终将被历史铭记，被国人铭记。
来源：中国科学院官网、中国核学会官方资料、学习强国平台、《赵忠尧论文选集》、中国工程院院士馆、《赵忠尧传记》、澎湃新闻、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