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夫人安娥写自传谈及中央特科经历时仅写六字：请问陈赓同志
发布时间：2026-04-16 03:04:35| 浏览次数：
田汉先生一生创作，涵盖了戏剧、戏曲、小说、诗词等等不同的题材，在文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田汉1929年领导南国电影剧社发起“新戏剧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当时的田汉可谓是炙手可热，不仅是在上海文艺界，根据丁言昭所著《安娥传》记载：
“当南国社发起新戏剧运动时，田汉在上海文艺界已经很知名，是一个与各派都有关系，各派也都要争取的人物。
安娥是田汉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个闻名的作家、戏剧家、音乐家、诗人、翻译家。
《安娥传》也明白无误的记载了一件事，即当时中共地下党为了争取田汉，于1929年冬派安娥接近田汉，争取他“左转”。
1905年10月11日，安娥（原名张式远）出生于河北获鹿县范谭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比他后来的丈夫田汉小7岁。
也因为出身条件好，安 娥幼年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当时的中国正值水深火热中，于是在北京国立北京美专读书的安娥后来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并且参加学生运动。
巧的是，安娥在国立北京美专求学期间，“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也在那所学校执教，负责教授解剖学。当时钱壮飞还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钱壮飞1926年经内弟介绍，与妻子张振华一同入党）。
从这个情况来看，安娥与钱壮飞，当时应该并不熟悉，至多可能也只是认识，他们也许想不到，后来会身处同一战壕内工作。
就在钱壮飞入党这一年6月，安娥被派往大连从事工人运动工作，不过时间并不长。
因为安娥所在的党支部有成员被捕，为了安全起见，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大连地委书记的邓鹤皋派安娥到上海去寻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安娥到了上海以后，结识了周恩来。
1927年1月，安娥被派往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当时还是周恩来亲自把她送上去往苏联的船只。
安娥在苏联留学的情况如何，我们不彩神IIV登录首页得而知，可后来阴差阳错，她却进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前身就是我们俗称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根据资料记载，当时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需要一个年纪小、俄文还可以、工作努力，不爱出风头、不说大话的人到他们的东方部工作，而安娥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经负责党电讯工作的郑家康推荐，安娥被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东方部中国局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安娥的工作调动，是受到党组织批准的，后来安娥在履历表上填写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这段经历时，也明确写了证明人是周恩来。
当时的安娥应该还算不上是一名红色特工，她在进入东方部中国局工作，担任的是中国局首长的助手，主要工作是整理有关中国“反革命分子”的资料，承担笔译，偶尔担任审案口译。
1929年4月，苏联开始展开大规模的“清党”，意在揭露、清除隐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当时苏共中央还派了专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对在那里的中国学生进行审查，尽管沉重打击了所谓“托派”分子，但也造成了大批的冤案。
这一切给当时还年轻的安娥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也促使他的思想向着一个革命者迅速转变。
也许是因为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的这段经历，安娥回国后不久，即被安排到中央特科工作，隶属陈赓所属的情报科。
安娥初入特科工作，就被陈赓安排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与时任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杨登瀛即是鲍君甫，对于这个人，过去我们聊得也比较多了，他执掌国民党中统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后，为我党做了不少工作，不仅送出了大量的情报，还帮助红队铲除了不少危害极大的叛徒。
也是在杨登瀛、安娥的帮助下，钱壮飞才打入党务调查科，并成为徐恩曾的秘书。
作为杨登瀛的秘书，安娥除了负责他与陈赓之间的联络外，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甄别杨登瀛所收集起来的各种情报，把其中最重要的及时安全地送到党组织手中。
这里也要强调一点，杨登瀛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对中央特科，有极大的贡献，可他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有着复杂背景经历的人，他后来随着地位的提高，对给予我党帮助，也就没有那么热心，因此当年杨登瀛所接触我党组织也被受到了严格限制。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杨登瀛受牵连入狱，还同后来被捕的陈赓在狱中有过碰面。杨登瀛还算顾念朋友情谊，在狱中一言不发。
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杨登瀛因当年在中统，后来还投靠过日伪，被直接逮捕，在陈赓出面下得以保住性命，在被管制一年出狱后，杨登瀛受到陈赓的照顾。
1956年3月，杨登瀛受邀到北京参观游览，陈赓还特意安排他与安娥、陈养山等熟悉的人见面，安娥也很关心杨登瀛，时常接济他，他为此还特意写了封感谢信：
安娥在从事杨登瀛秘书工作期间，还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争取田汉。
田汉后来承认，他的思想“左转”同安娥的影响有关，据现代诗人、著名社会活动家王礼锡（1938年病故于抗日一线）回忆：
“有一回，宁波某学校请寿昌（田汉原名田寿昌）讲演，她伴着去，中途几次谈话就使他的思想转变了。寿昌是个性很强的人。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对的，而他的个性竟为一个女性所克服，这女性的魄力就真可惊了。”
1930年3月2日，田汉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出席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左盟“执行委员，会后田汉发表了有十数万字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对自己过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930年6月，田汉创办的南国社被查封后，他被迫转入地下，党组织特意委派安娥做他的联络人，在频繁的接触交流中，两人逐渐从过去彼此仰慕对方才情，转为托付终身。
“1931年冬（据我的记忆），光慈告诉我，田汉已经决定申请入党。请记住，三一年这一个年头，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而田汉，就是在这一个年头申请入党的。同时他还发表了长达数十万言的自我检讨，对过去的生活、思想、作品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田汉当时已是文艺界知名人士，敢于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在1932年12月，负责与安娥单线联系的领导姚蓬子被捕叛变，安娥也就此成了脱线的风筝，尽管她在后来岁月里始终致力于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却始终没能如愿。
1933年，安娥同任光共同生活了四年，至1937年分手。也是在这一年，淞沪会战爆发，安娥在撤往后方的船上偶遇了田汉，两人才重新走到了一起。
1948年10月，当时已经结婚的田汉夫妇经上海转到天津，准备出席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大会，也是在西柏坡，安娥重新入党。
安娥意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便致力于文艺创作，她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后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0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收集了安娥生平所著的歌、剧本、小说、战地报道及文艺评论等作品，出版了三卷本的《安娥文集》。
王礼锡后来但凡逮住有留俄经历的人，就要询问安娥的情况，但始终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
“不但来历探不出，她和寿昌的关系探不出，就连她的职业姓氏也探不出。她曾在新华艺专教过社会意识学，后来据她自己说在一个很奇怪的人家有点小职务。什么职务呢？她不说。就寿昌也似乎不甚清楚。许多人因为她的踪迹不明，怀疑她是参加了某组织的秘密工作，而某组织中人又正在怀着惊疑去探问她。‘据说她姓李，是北平的一个大族。’伯奇说。这使我更增加许多幻想，是富室的逃妾吗？是不满意于家庭婚姻而逃出来的故家旧族的小姐吗？这真是迷阵。”
安娥写《历史思想自传》，在谈到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经历时，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事实上，安娥的生平经历之所以能如此清楚，还要感谢陈赓等一大批当年同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人，他们在写回忆文章或者是传记时，会提到与安娥有关的事儿。
田汉事实上并不避讳自己的感情经历经历，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三叶集》中，曾有很详细的描述。
天寒早年同舅父易梅臣的女儿易漱渝情投意合，后来易梅臣便将女儿许配给他，可两人还未来得及成婚，易漱渝便已经先病故。
易漱渝在临终前，介绍了自己的同学黄大琳，然而当时田汉已经有了新的恋人，他和黄大琳的婚姻本身谈不上有多幸福。
没过多久，田汉在婚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两人一通信就是三年，
严格意义上讲，田汉当时正处于单身时期，所以当时他对林维中、对安娥，都是在一个正常追求中，只是比较来看，安娥在精神上更加契合田汉，两人都彼此倾心对方，这才跳过林维中。
在林维中心目中，安娥就是抢走他丈夫的女儿，是破坏他们家庭的女儿，所以她追了过来，联合了田汉的家人，逼迫田汉与之结婚。
当时安娥还在中央特科工作，根据组织纪律，她是不可能结婚的，因此选择了主动放手，在听说田汉结婚没有房子时，还四处给他张罗，浑然不顾怀有身孕。，
后来安娥把儿子田大畏送到上海母亲家里，还更田汉说，儿子已经死了，意在让田汉没有牵挂。
1937年，安娥与田汉在武汉重逢，当时她告诉田汉儿子尚在的消息，使得田汉激动异常，但同时他内心又很苦恼，毕竟他和林维中也已经成婚多年，而且育有子女。
在田大畏看来，父亲田汉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在当时这种境地下，也不可能毫无顾忌的选择离婚：
田汉与安娥于1948年结婚，婚后二十多年，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只是有时难免聚少离多，以至于田大畏忍不住抱怨：
“我感觉我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情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田大畏也是多年后翻阅自己母亲给母亲写的信，才意识到他们之间细腻的感情有多么深。
也是在这一年，田汉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妻子安娥生气了，还专门写了一封情感真挚的信：
“……你昨天回去以后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了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情才有好处……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儿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田汉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终于1968年含冤逝世，在丈夫去世八年后，安娥也追随丈夫而去，享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