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将军生平传记：连载七
发布时间：2026-05-20 09:24:15| 浏览次数：
(丁氏先祖积德存善，厚泽绵延，护佑宗族血脉世代相传。将军戎马一生，荣膺少将军衔，保家卫国，造福乡梓，千古荣光地久天长。)
跳交谊舞，这对大家活跃心情很有好处。再就是唱歌，在党校的氛围十分活跃，大家还会唱京戏。每天吃过晚饭，各处都有热闹的活动：有的地方跳舞，有的地方学唱京戏，有的地方看打篮球、排球，还有的地方下棋、拉胡琴，日子过得格外热闹。我们这个组里有几位广东同志，他们擅长拉胡琴，整体的文化生活特别丰富。
唱京戏我自己也跟着学，当时还能唱上几句，平日里也会放映电影、组织演戏。在延安，京戏十分受欢迎，我们后来爱看京戏的习惯，也都是在延安慢慢养成的。《三打祝家庄》《宋士杰》《杨家将》这些经典剧目，我们全都是在延安观看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道理，也都是在延安看戏时学到的。我之所以喜欢下棋，同样是在延安学会的。每晚吃过晚饭，和同伴们对弈一盘，日子过得潇洒又舒坦，人人都满心欢喜。
那时还有不少文艺演出，比如春节慰问战士的节目里，“羊肉饺子香又香”的唱段，就是当时广为传唱的。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红军抵达陕北之后，陕北的诸多民歌也渐渐传唱开来。当时还演过这样一出戏：河南百姓挑着担子，担子两边各坐着一个孩子，一路逃荒来到陕北，剧情满是苦难，实则是控诉国民党的压迫、地主的剥削。即便物资匮乏，延安的文化娱乐工作依旧开展得十分活跃。
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后，延安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饮食也得到了改善，唯独穿衣问题依旧难以解决。我们冬天穿的棉衣，外层是自己织的粗厚土布，里面填充的不是羊绒而是羊毛，一穿在身上，羊毛就不停往外钻。这种棉衣刚穿上时很暖和，可羊毛一点点脱落，穿到最后就变成了夹衣。不过延安的窑洞十分宜居，虽说没有火炕，却冬暖夏凉。我们那时都穿着黄色的军装，走起路来队伍格外整齐。
当时从白区来的学生特别多，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里，有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女同志。1938年、1939年，大批男学生、女学生陆续奔赴延安，他们都是文化人，生活习惯和我们这些老干部截然不同。不少人腰间系着根麻绳，脚上趿拉着鞋子，衣着邋邋遢遢，留着长长的头发，走路也吊儿郎当。他们还打趣我们八路军，说我们走起路来快得像邮差，站在原地又笔直得像电线杆子，连谈恋爱都不懂怎么谈。这话或许是挖苦我们老干部，还流传过这样的趣事：男女谈恋爱，女的对男的说“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男的却直愣愣回一句“这有什么好看的？跟烧饼一样”，完全不懂这是情人间的情感交流，不明白这是心意的融洽。
我们这些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的人，过去从没见过这些做派，思想都非常单纯。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我们既没去过，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开始和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交流往来，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彼此的观念碰撞出不少火花。他们说我们这些同志，为人实在、品性很好，就是说话太直来直去，一点弯都不会绕。我也直言反驳，觉得他们做事说话太不直白。
我们还常互相打趣，说他们知识分子太懒散。那时候大家都住在同一个窑洞里，他们洗完澡换下来的衣服、袜子，随手就往床铺底下一塞，等到下一个礼拜要换衣服了，直接拿出来接着穿。我就笑着劝他们，延河里有的是水，拿去洗一洗多好。他们却满不在乎地说，穿在身上都一样，反倒觉得我们太过讲究。大家凑在一起闲聊打趣，氛围格外轻松融洽。
这样的交流，对我们来说其实很有好处。我们常年待在革命根据地，没去过外面的世界，根本不知道国统区的真实情况，也不清楚国民党的统治到底是什么模样。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给我们讲彩神IIV登录首页外面的世事、外界的生活环境，还有他们在白区的生活方式，我们才慢慢了解了根据地之外的世界，彼此的思想也渐渐沟通融合。我和他们同在一个支部，至今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后来返回河南，却在当时的“红旗党”事件中受到严重牵连，我们支部里的四五个河南同志，后来都被证明是清白的好同志。其中一位叫郭以青，后来到内蒙古担任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我在南京工作时，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受了极大的冲击，最终查清没有任何问题。
正是这样的相互沟通，让大家相处得愈发融洽，也让我们获益良多。知识是方方面面、无穷无尽的，所以在延安的这几年，对我而言，无论从哪方面讲，收获都很大，没有虚度年华。
到了1944年以后，虽然延安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心里也很高兴，可总觉得在后方停留的时间太长，一心想要重回前线作战。那时，聂荣臻老总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我们都是从晋察冀来延安学习的同志，聂老总特意把我们召集起来看望大家。
我们把这些年的学习、生活情况一一讲给他听，聂老总听后十分高兴。后来我们便主动向他提出：“聂老总，我们在延安已经待了四年，整风学习、文化知识都已经学过了，不想再留在后方，想回晋察冀前线去战斗。”
聂老总听完我们的请求，便把我们七八个从晋察冀来的同志，统一分配到了教导二旅。这支教导二旅，是1944年从晋察冀调回延安的。当时国民党反共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央特意从各根据地调部队回延安布防：晋察冀的是教导旅，冀鲁豫的是新一旅、新二旅，山东的部队也称作教导旅。
我到教导二旅第一团担任政委，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来延安之前，本就在晋察冀平西的七团工作，部队的编制脉络本就一脉相承，晋察冀的部队正是从一团、二团依次排到七团的。早在1939年，我就在晋察冀六团（当时称作大队）担任过政委，聂老总熟知我的经历，才把我分到一团任政委。
当时教导二旅的驻地，在陕北的洛川，我们一团的具体驻防地叫作乱柴沟。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树木杂乱丛生，是多年无人涉足的荒山野岭，我们抵达后便在这里开荒生产。在延安一带开荒种粮并不困难，我们自己动手挖窑洞、开荒地，全靠自力更生。教导二旅路过延安时，没有领到一件劳动工具，铁锹、镐头、铁铲全都没有，部队一到驻地，放下行李就先开荒种地，等把地种完、粮食播下，再着手挖窑洞居住。
就靠着这样苦干实干，短短一年时间，我们的生计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有了粮食，日子就有了底气，后续又开始养鸭、喂猪、酿酒，基本生活完全得到了保障。当地的土地十分肥沃，种菜、种土豆的收成很好，和南方的土地相比，产出格外可观。之后我们又烧木炭，有了木炭取暖，冬天再也不用受冻。粮食充足了，鸡鸭猪羊都养了起来，生活彻底有了依靠，也让我真切明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句线月，党的七大召开，我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同年，三五九旅是在秋收时节出发南下的，王震、王首道同志带领部队，计划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合。他们从延安出发，途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挺进到广东边界，却没能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也没能在当地站稳脚跟，最终只能折返延安。
三五九旅离开南泥湾后，我们团便从乱柴沟前往南泥湾接防，在那里驻守了一段时间。南泥湾的条件比乱柴沟要好得多，一面靠着山林，早已被开垦建设成熟，而且当地有一条河川，能够种植水稻。水稻本是南方的农作物，乱柴沟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正因如此，郭兰英唱的“陕北的好江南，处处赛江南”，所言正是南泥湾的景象，这里能种水稻、产大米，我们团也亲自种下了水稻。
1945年六七月间，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猛烈进攻。我们到延安的这几年，国民党先后掀起多次反共高潮，既有皖南事变这样的惨痛事件，也不断增兵逼近边区，对我们进行军事施压。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保卫边区，特意从前线调回多支部队：从冀鲁豫调回杨得志同志率领的旅，从晋察冀调回黄永胜、邓华同志率领的教导二旅，回延安布防。
1945年7月，边区形势愈发危急，我团奉命开赴关中地区，开展反顽斗争，前往爷台山地区抗击国民党军队。我们团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称得上是全国一流的主力部队。我们从南泥湾向关中进发，路途遥远，天气又酷热难耐，可部队行军依旧士气高昂。
没想到，我们还没抵达作战战区，就在行军路上，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喜讯。日本投降后，部队的作战任务立刻变更，上级命令我团即刻折返，回到南泥湾待命。随后，新的命令下达：让我团立即挺进东北。
中央决定，由我们教导二旅一团，也就是后来的四十二军前身部队，在黄永胜、吕正操、林枫同志的率领下，联合杨得志同志率领的教导一旅二团，组建挺进东北的部队，即刻向东北腹地进军。
日本鬼子投降之前，中国的局势是日、国民党、共产党三方角力；日本投降之后，局势就变成了国共两党争夺天下，蒋介石与毛主席针锋相对、展开决战。
国民党蒋介石一心想要独占东北，立刻调兵遣将，把精锐远征军、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等部队全部调往东北，还成立了东北剿总，由杜聿明全权指挥，疯狂抢占东北战略要地。
而我们共产党、毛主席，也果断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我们的部队在延安集结完毕，大概在1945年8月底9月初出发。我们开拔的时候，毛主席还在重庆，尚未返回延安。
1944年至1945年这一年间，教导二旅的编制十分明确：黄永胜任旅长，邓华任政委，我在一团担任政委。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黄永胜同志带领我们团，再加上杨得志同志所辖的一个团，一同向东北挺进。
9月初，我们从延安正式出发，全程靠徒步行军，每天至少要走一百里地。我们团向来能打善战、行军神速，战斗力十分强悍。从延安一路走到张家口，当时张家口是晋察冀军区所在地，聂老总的军区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
部队在张家口休整了两天，聂老总特意把我叫到跟前，问道：“你要带一个团去东北？”
聂老总接着说道：“这支部队，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是红三军的老底子，由黄公略同志带领。1933年部队整编，红三军被编入第一军团第一师，这个团就是一师一团。你要记住，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正是这个团二营的官兵；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五壮士，出自这个团三营七连；1939年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也正是这支部队。晋察冀根据地历次反扫荡作战，这支部队都是主力……”将军后续烽火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