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将军生平传记：连载九
发布时间：2026-06-03 05:21:21| 浏览次数：
丁氏祖德福宗脉，盛誉荣光耀家国(丁氏先祖积德存善，厚泽绵延，护佑宗族血脉世代相传。将军戎马一生，荣膺少将军衔，保家卫国，造福乡梓，千古荣光地久天长。)
这里要记住一点，过去很多人都说，黄永胜当旅长的时候，我担任团政委；后来黄永胜升任纵队副司令，我就接替他担任了旅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黄永胜从教导二旅调离时，只带走一名管理科长，原旅部建制完整留在教导二旅，并没有随他撤走。我后来组建的旅部，根本不是原来教导二旅的旅部，是完全重新搭建起来的。
还有人说，黄永胜当了八纵司令员之后，我紧接着就接任了四十五军军长。实际上，这两件事中间隔了极长的时间，根本不是外界传的那样。大家总把我和黄永胜的任职绑在一起说，我之所以把这些细节讲得这么细，就是要把整件事的真实来龙去脉彻底说清楚。
当年黄永胜从延安出发，只带了一名管理科长；我身边的管理科长，是从我老一团带出来的旧部，所以我这支队伍的旅部，是全新组建的，和原教导二旅毫无隶属关系。身边的干部，也都是从延安各学校、各单位抽调而来，并不是教导二旅的原班人马。
当时教导二旅由罗元发等人带领，一直驻守在南泥湾，后来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和我们完全是两支部队，这些事都发生在1945年。
从1945年12月初，一直到1947年7月底，我们部队整编为第八纵队二十四师，我才再次见到黄永胜。1946年一整年，加上1947年7月之前，我和他没有任何联系。那段时间，我们部队归热河方面指挥，由黄火青、段苏权领导，黄火青是热河省委书记，段苏权任司令员，黄永胜所部当时在林西地区驻防。
我带领这支部队挺进热辽地区之前，整个热辽完全是一片真空地带，没有任何我方武装，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什么都没有，我们一踏入这里，就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第一个大难题，就是部队内部互不相识、互不了解。旅部和各团之间，干部和战士之间，全都陌生，彼此毫无交集。从锦州一带撤出后，部队连骡马都全部丢光了，从朝阳出发时，全军只剩三峰骆驼：两峰归司令部驮运物资，一峰给政治部驮文件装备，条件艰苦到极点。
走到羊山，我们剿灭了一股土匪，一下子缴获了一二十匹骡马，部队才算有了基本运力。后来韦祖珍骑的那匹黄白色骏马，就是土匪头子的坐骑，品相十分出众，我们也是从这时候，才终于有了战马。
经费更是一分没有：现大洋没有，日伪钞票没有，国民党法币没有，根据地纸币也没有，彻底身无分文。就连作战必备的地图都极度匮乏，我手里只有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简易地图，只能辨个大致方向，走到具体地点，根本分不清身在何处。
这片区域既没有友军接应，也没有当地人通报敌情，电台也是刚配属到位，由张忠一直跟着我。这里不光没有我方力量，连国民党部队也没有涉足，完全是空白地带。我们在朝阳短暂休整了几天，彻底迷茫，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最后我下定决心：向南走，往有铁路的地方靠拢。
部队刚到羊山地区，又休整了几天。偏偏事不凑巧，当天夜里，我们主动撤出羊山镇，转移到乡下隐蔽。
我们主力一走，一团（也就是后来四〇四团的前身）二营副营长张进、教导员张谦道等人，不知道旅部已经转移，还以为我们仍在镇内驻扎，懵懵懂懂骑马直接闯了进去。一进镇子就撞上了国民党十三军的部队，深陷重围冲不出来，最终不幸被俘。张进和张谦道，就是这样被俘的。张谦道后来留在四川工作，张进却一直没能缓过来。
张进这一辈子受了太多苦，头发早就熬白了。可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来找我核实过一句：张进到底是怎么被俘的？又是怎么回来的？从来没人问过我。哪有这样的道理？我是全程亲历者，是最清楚整件事真相的人，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我实在想不通，相关的人到底是怎么做事的。直到现在，张进的头发早已全白，早就受尽了磨难。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困难数不胜数，国民党十三军又紧紧尾随而来。在这样极端艰难的处境下，我到底该怎么把这支部队完整带出来？硬拼肯定不行，打又打不过敌军，贸然开战只会白白造成部队伤亡；贸然撤退也无路可退，进退两难，到底该怎么办？
我当时就打定主意，绝不和敌人硬拼。明明打不赢，何必去硬碰硬，白白牺牲战士？我才不会主动开战，被敌人追得四处溃散，倒不如避其锋芒，不与其正面交锋。敌人来犯，我就带队转移；敌人不逼过来，我就就地固守。
我们就这样从羊山撤出，一路辗转，走到了建昌的玲珑塔。当时我们想打下建昌，好让部队安稳过年，可最终没能攻克。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敌我力量相差太过悬殊。当年日本侵略者占据这里时，大批汉奸、地方反动武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国民党当局接手后，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彩神vl官网党的支队、保安部队，本性丝毫未改。他们原本就是欺压百姓的老手，不用半点学习，就死心塌地反共反人民，对我们和百姓都极度凶狠。
当地保安队里土匪出身的人极多，三五成群、十股八伙，到处祸害百姓，建昌一带尤其猖獗，人数差不多有千八百人，就是东北保安第三支队。我们一开始攻打建昌没能拿下，部队回撤后重整态势，最终还是把这座县城攻克了。
这次战斗里，我从老一团带出来的通讯班长张凤鸣，光荣牺牲了。他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特别聪明，人品能力都格外出众，我一直很器重他。原本我安排他留在旅部当排长，他执意不肯，坚定地跟我说：“我不当排长，我要下到一线连队去。”
老一团向来战斗力强悍，全团官兵个个敢打善战、斗志昂扬。我最终尊重他的意愿，安排他到七十一团，也就是后来的四〇四团一连担任副连长。结果攻打建昌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
部队撤出战斗，退回到玲珑塔后，我的管理科长是从老一团跟着我出来的，和张凤鸣本就相识，急忙跑来向我报告：“旅长，张凤鸣负伤了！”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我亲手带出来的战士，在战场上负了致命重伤，临终前只想吃一个鸡蛋，我却连买鸡蛋的钱都拿不出来，打心底里揪着疼、动了真情。后来我们想尽办法，给他找了点东西充饥，具体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可即便如此，张凤鸣还是没能挺过来，壮烈牺牲了。这个年轻的战士，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后来，我和韦祖珍、李勃等旅部几位负责人一起开会研判，一致认为部队再这样下去绝对不行。这时候，当年在延安学习的思想理论，真正派上了用场、起到了作用。
我们绝不能像流寇一样，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分贫富胡乱惊扰百姓。热河本地的百姓，本就已经穷困到了极点，我们若是再去吃用百姓的物资，绝对对不起老百姓，也完全违背了革命军队的本心。
我们想起当年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实行“吃大户”的办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团结穷苦百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热河当地的情况也很鲜明，穷人穷得家徒四壁，富户家境殷实、存粮极多。
经过商议，我们当即定下规矩：部队每到一处，绝不惊扰普通百姓，专门摸排当地最富裕的大户，向其征借、筹集粮食物资，专门依靠“吃大户”解决部队给养。
当时我们的番号是二十七旅，百姓都认我们是八路军。我们向富户征粮筹物，也讲明革命道理，愿意配合的我们欢迎，拒不配合的，为了部队生存、为了革命大局，也必须统筹调配。就这样，我们既守住了革命底线，没有惊扰穷苦百姓，又稳住了部队军心，彻底解决了全军的吃饭难题。
我们活动的整个区域，没有任何经费来源，光解决吃饭还不够，日常运转处处都要花钱，也只能向当地富户借支。我们都会留下正规借据，不管对方愿不愿意，都按革命规矩办事。
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和上级失去联系，部队一路转移，退到靠近冀东、承德方向的区域，才终于重新和组织取得联系，热河方面也开始为我们调拨供给物资。到了这时候，部队开始使用自主印制的流通票子，全军吃饭、后勤的难题，才算彻底解决。
当时的大形势，是毛主席和蒋介石签订了停战协定，全面战事暂时停止。我们在菠萝树一带，集结五个旅的兵力，合围国民党一个师，激战许久却没能歼灭敌人。战斗打到关键阶段，停战调停小组突然赶到，当场下令禁止继续进攻，就这样硬生生放走了这支极为反动的敌军部队。
停战之后，前线暂无战事，部队进驻凌源叨尔磴一带休整，“叨尔磴”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地名。
恰逢此时，热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师级以上干部全部参会。因为全国停战，中央对整体革命方针政策做出了调整，核心要求就是：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深入发动基层群众，野战军实行地方化，整个东北战场都执行这一部署，内地其他区域的政策则略有不同。
会议正式下达命令：我率领的二十七旅，改编为热东分区。当时热河全省，下设热东、热西、热南、热北四个军分区，二十七旅的番号就此撤销。
原二十七旅三十一团，改编为辽西支队，划定驻防作战区域：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这支支队背靠热东分区，由我统一军事指挥，同时接受地方地委的统筹领导，当时王国权同志担任地委书记。
部队组织形式彻底改变，作战与工作任务也完全转变。二十七旅与原热东分区部分队伍合并整编，分区领导机关才算真正充实健全。机关里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从延安警卫团、枣园机关等单位抽调过来的骨干力量。
组织划定我们的活动辖区：西至锦州、东到山海关、北通承德，建昌县正处在这片区域的中心位置。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彻底肃清辖区内的土匪武装，深入基层、扎根地方、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这批干部，大多长期带兵作战，都没有做过地方群众工作，摆在面前最大的考验，就是能不能搞好各方团结。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的。能不能团结好来自不同单位、不同背景的全体干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不光要做到领导班子团结、上下级团结，更要搞好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格外成功。
韦祖珍同志，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好战友、好搭档。他当过侦察兵、做过侦察参谋，文化水平比我稍高，还会照相，不光政治工作能力出众，军事指挥、作战研判也十分在行。
我自己长期在基层做政治工作，当过多年连指导员、团政委，向来极度重视政治工作、思想引领。我和韦祖珍搭档，工作配合得天衣无缝，从不分你只管政治、我只管军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坚守革命原则、秉公处理，所以我们二人始终同心同德、无比团结。
全面抗战时期，毛主席把全国各地的大批老干部，集中到延安学习深造，这一决策实在太过英明。抗战初期，1940年之后，日寇对根据地疯狂实施“三光政策”，一直到1942年前后，根据地处境极端艰难。战士们靠黑豆充饥，啃榆树叶子、扒榆树皮度日，就是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在这样的绝境下，毛主席把数千名老干部调回延安，一方面保住了革命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全面提升了大家的思想理论水平。这件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经过系统学习，全体干部都真正吃透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全军上下思想高度统一。
这份思想统一，无比珍贵。不光是我和韦祖珍，整个部队都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毛主席的这个决策，实在太英明。人心齐、思想统，再难的工作都能推进；思想分歧，才是最难化解的问题。
我和韦祖珍，是部队的主要领导者。回想那段艰苦岁月，我们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心底坦荡，没有半分私心杂念。
只有做到无私无畏，才能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所有干部一视同仁、公道处事；一旦掺杂私心，就绝对不可能秉公办事。我们始终坚守原则，不管是哪个领导带来的干部、不管彼此熟识与否，一律平等对待、按规矩办事，这一点我们始终坚定不移、毫不含糊。
治军管理上，我们坚持论功行赏、有错必纠；对待犯错的同志，始终沿用延安时期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教育挽救为主，绝不搞单纯惩办处置。通过批评教育，让犯错同志认清问题、真心悔改，也让全体官兵都受到警醒教育。
我本人性格向来严厉，带部队时，不少干部战士都挨过我的批评。后来我担任师长、军长，很多人都觉得我作风严厉、不好亲近，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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