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17、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
发布时间:2025-12-20 15:18:10| 浏览次数:

斯大林团体的核心分子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在斯大林的主张和命令下”,一伙人聚集在了他的周围。“我们的任务是秘密购买军火,策动越狱,攻袭银行和兵工厂,以及处决叛贼。”斯大林指派钦察泽建立“技术小组,或曰‘布尔什维克剥夺者俱乐部’。很快,这个小组便以其另一个名称而著名了——那便是‘组织’ (Druzhina)或曰‘团体’ (Outft) ”。
斯大林回忆说:“他们的首领是科捷·钦察泽以及卡莫。”卡莫,这位斯大林儿时的伙伴在第杜比被捕。他遭到了哥萨克骑兵的折磨,鼻子差点被砍了下来。但卡莫没有招供,最后还是被放了出来。“他能忍受任何痛苦,”
斯大林称赞说,“真是个令人称奇的人。” 为了给列宁解决经费问题,斯大林耗费了大量心力。他不断地往来于黑海边上的新罗西斯克和奥塞梯的弗拉季高加索。他下令从第比利斯的学校和神学院教师那里索取资金,而在另一边,他又秘密策划着让“组织”执行剥夺行动。
据很多人说,斯大林曾先寄了一封信给一个商人,信上画着“炸弹、碎尸和两把交叉的匕首”,而后,他会佩带毛瑟枪上门拜访商人,带着钱离开。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艾萨德·贝伊——他所描述的故事很多都不可靠,但他又有可靠的线人——说,“索索是从他的情妇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那里得到”有关富人的信息的。不过,攻袭银行依然是最快的获取经费的方式。
另一位著名的、来自于哥里的银行攻袭者达夫里舍维说:“是斯大林开了格鲁吉亚银行攻袭历史的头。”在1906年,“组织”执行了一系列冒险的银行攻袭行动,虽然据孟什维克党人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当时的“第比利斯正处在战乱之中,到处都有巡逻兵,整个城市都被路障包围了起来”。
钦察泽先是袭击了一家当铺。他们举着左轮手枪冲了进去,一进去就开枪,结果带着几千卢布溜之大吉。“有一天,斯大林的‘组织’在大白天攻袭了总督宫殿对面的格鲁吉亚农业银行,”达夫里舍维回忆道,“他们大叫着‘举起手来’,朝空中开枪,最终带走了好几袋钞票。卡莫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而杰出的组织家斯大林是幕后主使。”
不同的组织在攻袭银行时互有竞争,但他们之间依然存有同志之情。达夫里舍维自豪地说:“所有主要的银行攻袭者都是哥里人!”达夫里舍维暂时保持着最高纪录:他从多西第的银行抢了10万卢布,把它们献给了社会主义联邦派。为了赶上达夫里舍维,斯大林、钦察泽和卡莫越发大胆了起来。
有一次,他们竟然在喀尔斯攻袭了一列火车,但他们的行动败露了,几个人被枪杀。然后,在1906年的11月,卡莫在博尔若米攻袭了一辆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展开了反击。在双方的枪战中,马拉着车厢连同钱袋一起跑了。
接着,他们又攻袭了一列奇阿图拉的运钞火车。火车上载着给矿工的工资。火车在遭攻袭时停靠了下来,他们和哥萨克骑兵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枪战。最终,他们击毙了一个士兵和一个宪兵,并带走了21000卢布。“我们把15000卢布给了布尔什维克党 (在芬兰的列宁),剩下的则由我们自己保管,用于未来的剥夺行动。”钦察泽回忆道。
在1906年年末,斯大林的人又在卡泽奥斯科攻袭了一辆马车,抢到了两万卢布。这些钱的一部分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 《斗争》报,而大多数则被藏在格鲁吉亚的红酒瓶里,秘密运往了列宁那里。
“他们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每个人都喜欢他们。他们为人和善,总是兴高采烈……随时随地都愿意帮助别人。”和这帮人相熟的塔蒂阿娜·武利希说。“组织”内部还有十个坚毅的女性,她们中的有一些还会玩枪,比如说帕西亚、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他们租了几套公寓,男人们住一个房间,女人们住一个房间。除了其中的两位女性之外,他们都不读书。由于开销巨大,“他们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不得不待在床上,因为他们得合穿一条裤子”。
斯大林和卡莫、钦察泽是朋友,但他通常都是通过一个保镖向“组织”发布指令。这个保镖被他称为“技术助理”,而他的同志们则打趣地称他为“索索的参谋”。通过这个保镖,这位“总是和其他同志保持距离的领导者”便将自己和那些普通人隔离了。除却这些手下,斯大林还拥有专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和通信网络:塔曼舍夫旅社和印刷所的小男孩们会帮他干活,运送传单以及收集情报。
他们不会把抢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其他党派会把钱用在买衣服、买醉和女人身上,可斯大林对钱从来鲜有兴趣。他总是和他的同志们分享一切。“斯大林穿得很朴素,”佐达尼亚说,“他总是缺钱。从这个方面而言,他和那些过着优越生活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比如邵武勉、马哈拉泽、穆季瓦尼和卡夫塔拉泽——不一样。”
索索的团体和他一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严于克己。他们的“‘圣经’是列宁的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他们即便违背党的意志也会跟随列宁”。武利希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搞到20万到30万卢布,然后把钱全部给列宁,并告诉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他们外在的魅力掩饰了内在的暴力性质。这毕竟是个从事秘密行动的组织,任何剥夺行动都会导致死亡。据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曾命令卡莫处决一个被怀疑私吞了钱财的同志。他们夺得的钱越多,所受的诱惑就越大。
在达夫里舍维在多西第抢了10万卢布之后,联邦派便陷入了内斗,为了分赃而互相杀戮。他们中的一位负责人私占了一笔钱,把它藏在了农民的花园里。事发之后,他声称是农民偷了钱。为了展示不同剥夺行动组织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位联邦派的盗取公款者邀请斯大林的手下埃利索·洛米纳泽来调查此事。
洛米纳泽花了一整晚审讯农民们,结果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偷钱。“在此之后,他因对这些无辜的人动刑而感到后悔。”武利希说。于是,他杀了罪魁祸首,那个请他来调查此事的联邦派。如果他找到了那笔钱,他或许也会没收了它,转而把它献给布尔什维克党。无论如何,这笔原本属于社会主义联邦派的钱插翅而飞了:奥克瑞纳发现,联邦派的其他领导把剩余的钱财变成了蓝色海岸赌场中的赌资。
秘密警察想尽办法想要找到这些抢劫案的元凶:他们锁定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把大多数罪名都强加在他头上。可是,刚开始时,他们把他和斯大林混淆了,因为两个人都是哥里人,还都用“索索”这个小名——更有甚者,他们也分不清楚卡莫和钦察泽。“‘卡莫’就是钦察泽,”秘密警察的报告中写道,“他从巴统监狱逃了出来,然后来到第比利斯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此人化名应为‘索索’)合作。”
在这个筹集革命经费的剥夺行动与强盗般的抢劫仅一线之隔的世界,斯大林逐渐形成了一套冷漠的人生观。“当听到有位同志在剥夺行动中牺牲的消息时,索索会说: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想要摘玫瑰,就得不怕刺。树叶会在秋天掉落,但又会在春天生长。 ’”
然而,索索攻袭银行并非是为了钱,他真正想要的是权力。这个曾在喧哗的酒会上阅读拿破仑传记的男孩半开玩笑地说,他“‘将用武装革命征服第比利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张地图”。他会在自己的藏身地点铺开地图,把锡制士兵人偶放在上面,演练战术。
他其中一个房东的儿子曾跑过去对父亲说,“索索叔叔”在“玩士兵游戏”。房东难以置信,于是去斯大林的房间门口望了一眼。他发现斯大林正趴在地板上,在第比利斯的地图上把锡制小兵挪来挪去。斯大林发现房东正在看他,于是吹嘘道:“我已经受命担任我党武装军的指挥官,我正在部署战术。”据说,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演练他的银行攻袭计划的。
这些模拟的军事演练彰显了斯大林的野心。他吹嘘自己是战斗的指挥官,并认为自己是个“军事家”。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父亲是个天生的指挥官。在未来,“索索叔叔”会指挥百万大军直取柏林,而现在,这些锡制小兵则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军事练习。从银行夺来的一部分钱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报纸。这些报纸是在艾弗拉巴的地下印刷所印刷的,它们的成本很高。斯大林担任编辑,还以“贝索什维利” (贝索的儿子)和“科巴”之名为其供稿。
莫诺瑟利泽说:“我记得有一次,索索让马哈拉泽 (他的联合编辑)写两篇文章,并在早上9点之前带到印刷所。可是,马哈拉泽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出现,并说他还没有写文章……索索过来后问我为什么报纸还没印,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恶狠狠地咬了咬牙,叼着一根烟找到了马哈拉泽,把他大骂了一顿……接着,索索从兜里掏出他自己写的文章,我们把它们印了出来。”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打算自己来写的。 在莫诺瑟利泽看来,斯大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总是显得很严肃,但很少发脾气。他经常连买烟的钱都彩神vl官网没有。有一天半夜,卡托开门让他进来。他带来了新鲜的蔬菜、黄瓜,煮熟了的羊头、猪头,还有两瓶红酒”。
“哥们儿,快来,”斯大林高兴地说,“让我们庆祝一下吧!党给我发了10卢布的工资!”在女装店里,革命的风潮也影响了好心肠的卡托。有一次,她在埃里温广场看到哥萨克骑兵屠杀学生和工人。她的姐姐们得知后害怕她被杀害了,于是去找她,却发现她正在现场帮助受伤的人。
斯大林和卡托相爱了。即便是在逃亡时,斯大林也会时不时地偷偷溜回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和卡托幽会。在某一次幽会的过程中,宪兵上尉斯特罗耶夫带着两条德国巡逻犬来了。赫尔维尤夫人赶紧通知这对情人。索索立刻跳出了女装店的后窗——虽然宪兵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来订一件新制服。
斯大林喜欢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他经常会在天黑之后前去看望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友人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以至于后者的婆婆开始抱怨她在外面的名声。 “我没办法啊,如果他们在白天看到我,就会把我抓起来。”斯大林笑着说。每当前来探访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时,他都会自称为“穿灰衣的人”。
4月15日,社会民主工党最宝贵的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遭人告密,被警察突袭了。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指责他是双重间谍,是他出卖了印刷所。后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都沿袭了孟什维克党人的这一说法。可是,斯大林真的出卖了印刷所吗?
1906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党内会议。当时他穿着“一件大衣,清瘦的脸上——他全身都很瘦——留着胡子。他还戴着一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和一顶圆顶硬礼帽”。会议结束之后,孟什维克党人拉兹登·阿尔申尼泽声称斯大林曾被逮捕,却又不明所以地被释放了。
阿尔申尼泽说:“我亲眼看到斯大林从宪兵总部被释放。他根本没有去过梅特希监狱。据他自己说,他曾被关在那里,而在他出现时,其他犯人都鼓起掌来——这完全是个自吹自擂的谎言。坊间有关他是叛徒的传言特别多……”
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确在会后被逮捕了。但他有可能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另一座监狱,比如说奥塔查拉监狱。他很有可能用夺来的钱贿赂了宪兵,而对斯大林身份仍感迷惑的宪兵便就此把他释放了。他之所以会招致此类中伤是因为他是个粗鲁而又傲慢的人,而他也是险中求胜的高手。我们至今无法找到他是叛徒的确凿证据,而阿尔申尼泽的说法也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据他说,斯大林是在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被突袭时遭到逮捕的,可事实上,在4月15日那一天,他根本不在那里,而是在千里以外的瑞典。关于他的这次行踪,有完整的记录。 1906年4月4日前后,斯大林坐船前往斯德哥尔摩再次会见列宁。而在旅途中,他不但遭遇了海难,还和人打了一架。
他先是坐火车途经圣彼得堡来到芬兰的罕勾港,而后又登上了“沃伊霍纳”号前往斯德哥尔摩。这艘船上总共有百来号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克拉辛和一群马戏团小丑,以及马戏用马。势利的孟什维克党人把他们的资金花在了购买一等舱上,而更为穷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待在了三等舱。代表们都喝了很多酒,他们大打出手,小丑们是否有参加则不得而知。海风似乎助长了革命者的火爆脾气。
这次堪称“惊奇”的旅程在临近海港时达到了最高潮。“沃伊霍纳”号竟然遭遇了海难。救援艇“索利德”号前往救援,却已于事无补。穿着救生衣的斯大林在渐渐沉没的“沃伊霍纳”号上待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登上“维拉莫”号。它把代表们送到了瑞典。
审问他的是大胡子的瑞典犯罪调查部部长贝蒂尔·莫格伦——此人还经常担任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保镖。他写道:斯大林“身材瘦小, (留着)黑头发和胡子,脸上有痘疮,鼻子很大,穿着灰色的阿尔斯特宽大衣,戴着皮帽”。
斯大林说自己是“被 (俄国)警察追捕的记者伊万·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他把父亲的名字“维萨里奥的儿子”变成了自己的姓。他还骗莫格伦部长说自己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他的身上还有100卢布。他说他会在斯德哥尔摩火车站附近破烂的布里斯多酒店 (现已不存在)待两个星期,然后前往柏林。
于4月10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比芬兰会议重要得多,因为它的156位与会者分别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波兰社会主义党和犹太联邦派。大多数孟什维克是格鲁吉亚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只占少数。与会代表中有16位格鲁吉亚人。其中,佐达尼亚、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和从库塔伊西监狱释放出来的乌拉塔泽等都是孟什维克,而只有斯大林一人是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了很多将在他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上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他的同屋名为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此人做过钳工和邮差,是个时髦的工人阶级 (喜欢穿翼形领衬衣和参加舞会)。
在此之后,伏罗希洛夫将成为斯大林的国防人民委员,并在1937年斯大林针对军队的清洗运动中成为主要执行者。伏罗希洛夫一头金发,面颊绯红,有一双蓝眼睛。他也曾经参加过合唱团。很快,他就被“快乐而又热烈”的斯大林迷住了。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斯大林这位“永不知疲倦”的人会靠在床上默诵诗歌。
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聆听了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的讲话。但他依然在两个议题上自傲地坚持己见。首先是关于农民土地的问题。列宁主张土地国有化,而孟什维克则提出土地自治。
斯大林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他主张把土地还给农民。列宁被挫败了,这部分地缘于斯大林。
然后是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反对参加,可列宁却认为值得尝试,并和孟什维克一起投了赞成票。他们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则弃权了。与会代表们乐观地称此次大会为联合会议,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处于绝对劣势。
大会通过了禁止武力剥夺行动的决议,而列宁和克拉辛——他俩支持斯大林通过剥夺行动筹集党的经费——并没有提出异议。斯大林写道,失败“让列宁释放了被压抑的能量,进一步启迪了他的追随者”。
列宁和克拉辛肯定就武力剥夺行动和斯大林进行过商讨,因为就在此时,后者指派卡莫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列宁位于芬兰的别墅,收集藏在那里的枪支和炸弹。如果这个推论是对的话,那么,这便是列宁第一次发现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不但是个富有主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富有经验的地下行动策划者。
大会结束之后,索索转道柏林,见到了阿廖沙·斯瓦尼泽,他正在莱比锡大学读书。索索于6月回到了第比利斯。
萨什克回忆道:“索索一回来,我们都快要认不出他来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他的同志说服他买了一件西装、一顶礼帽和一支烟斗。
他看上去就像个欧洲人。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穿得那么考究。”萨什克并非唯一被斯大林的全新样貌迷住的斯瓦尼泽家姑娘。
“索索和卡托向我们宣布了他们之间的恋情,”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开始筹划他们的婚事。”
7月15日,索索在艾弗拉巴人民剧院主持秘密集会。哨兵冲了进来,通知他们警察包围了整个剧院。布尔什维克党人赶紧烧毁了他们的文件。他们想要逃跑,可为时已晚。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回忆:“当警察询问他们在干吗时,他们说他们正在‘排练一场戏剧’。”“我很明白你们到底是怎样的演员!”警察说——可还是放了他们。
斯大林在剧院门外碰到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他把她以及他的守护神茨哈卡亚拉到一边。“卡托·斯瓦尼泽和我将于今晚举行婚礼,”他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今晚前来她们家参加派对。”
卡托“为人善良,十分美丽,她融化了我的心”。斯大林曾如此对女儿斯维特兰娜说道。他还曾向一位女友袒露他有多么爱她:“你不能想象她做的衣服有多好看!”
他曾在从斯德哥尔摩前往柏林的路上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对卡托的尊敬溢于言表。“我这边没有好消息,”他写道,“但请不要在意。或许,我应该引导阿廖沙走向‘错误的道路’。不过,叶卡捷琳娜·谢姆约恩奥弗娜 (卡托)不高兴的话,那就算了。你的朋友,索索。”
卡托崇拜斯大林,仿佛他是个“神灵”,但她也理解他。她“对斯大林感到着迷,并对他所奉行的主义感到痴迷。他的确魅力十足,而她则打心底里喜欢他”,但是,她也明白,斯大林将献身于革命事业,而他的脾气总是那么暴躁。
老年时的斯大林曾回忆说“她就是个拉夏人(Rachvelian)”,意思是卡托是个善良、美丽且顾家的女人。但卡托全然不仅如此。卡托受过很好的教育,就格鲁吉亚的标准而言,是个颇为开放的女人。她所属的社会阶层要比斯大林高。她曾为社会民主工党的集资者提供过帮助,还曾在哥萨克骑兵展开屠杀之后抢救过伤者。正如她姐姐的回忆录所记叙的那样,她对斯大林的武力剥夺行动了然于胸,包括他在埃里温广场的那次行动。
她想要在教堂举行婚礼——索索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依然答应了。可是,大多数牧师都拒绝为他们做主持。因为在当时,斯大林正在用“加利阿什维利”这个假名,也只能出示伪造的身份证件。最终,莫诺瑟利泽在附近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名为基塔·茨尼瓦雷利的牧师。斯大林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尽管如此,牧师也只同意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为他们举行婚礼。
7月15日至16日的那个夜晚,亲朋好友们见证了卡托和索索的婚礼。浪漫的烛光在小教堂里闪烁,茨哈卡亚充当了伴郎。不修边幅的斯大林“穿得根本不像个新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整场仪式从头至尾我们都在开怀大笑,而索索同志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仪式结束之后,萨什克为众人准备了婚礼晚宴。卡莫和钦察泽都参加了——当时,他们已经和斯大林一起策划了埃里温广场的银行攻袭案。作为晚宴的主持人,茨哈卡亚讲了不少笑话。斯大林“以其甜美的嗓音唱起了优美的歌曲”。卡莫开玩笑说:“那些白痴警察在哪儿呢?他们最想逮捕的人都在这里,他们完全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嘛!”
这对新人爱慕着彼此。“索索对待工作和他的同志很严格,可对妻子却十分温柔,情深意切,我着实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然而,就在几星期后,卡托便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嫁给了一个把革命当作妻子和情妇的男人,而做他的妻子又有多难。
不久之后,卡托便怀孕了。莫诺瑟利泽说:“只要他在的时候,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取悦她……可是,一旦他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就把卡托忘得一干二净。”更加现实的凯可很高兴儿子终于结婚了,但她依然对安娜·格拉泽坦露道:“索索结婚了。她是个小女人。我不禁好奇她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沙皇的反动力量经常不经审讯便杀害嫌疑人。“小心行事,”索索对斯瓦尼泽写道,“活下去,静待事态变化。”
有一次清晨5点的时候,斯大林正和莫诺瑟利泽一起关地下印刷所的大门,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警察以为他们是小偷,想伸手去拔佩带的左轮手枪,可是,斯大林比他快了一步。他举起贝莱塔枪,喊道:“我要开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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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河南发布】如果你觉得昨天暖得不像12月这种 “暖如初春”的 状态已进入倒计时冷暖大反转即将上演昨天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冲破15℃,暖和得确实少见。但这种反常回暖,往往是强冷空气来临前的铺垫。今天(20日),全省气温迎来转折。相比昨天,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猛降6到8℃。
你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人生意义就是两件,一个就是时间,再一个就是金钱,时间可以啊让你产生效益,产生什么效益啊?经济效益,一个就是你工作了就可以得到收入的金钱的效益,这就是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