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起点的资源动员(1895—1905):谢缵泰与英国记者
发布时间:2026-04-07 01:52:08| 浏览次数:

香港兴中会早期宣传者谢缵泰编织的英国报业记者关系网,为起步阶段的革命事业迅速积累了社会彩神股份有限公司资源。这一网络的形成,与此后香港兴中会致力于推翻满清的组织、宣传、军事等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以香港为中心,渐次辐射内陆的英语舆论空间。本研究整理出《申报》与《南华早报》中谢缵泰与香港主流英系报业记者形成政治联盟的确据。谢缵泰精神内核中西方文明扎根下来的特质,决定了他亲英国媒体的宣传策略。然而,其所创《南华早报》在诞生初期虽隶属于英国报业阵营,却是一份倾向中国革命党人的宣传性报纸。1895年至1905年间,香港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前注意到利用报纸进行动员,但其运作机制仍不成熟,兴中会旋即分裂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对外发声。
作为报社买办、基督教徒、香港兴中会成员,谢缵泰的身上糅合着19世纪末多重外国事物与中国相接触时的新颖成分。在长达50年的香港生涯中,他与西方新闻界的往来交互又在这些成分中占据最浓重的色彩。谢缵泰之所以能在清季香港兴中会成为主导宣传工作的人物,除其撰写大量“既有西方特色,又有传统中国风格”(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38)的政论文章以外,他还是兴中会中身体力行积累和动用外国记者资源鼓吹革命的宣传者。在其过程中,谢缵泰组织出囊括香港三大外文报纸《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孖刺西报》(Hongkong Daily Press )、《士蔑西报》(The Hongkong Telegraph)的报人盟友,并最终创办了香港延续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王韬所希望的,一份中国人创办的,用西方语言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立场的报纸(King Frank & Clarke,1965:12)。
所谓资源动员是“一个群体寻求对行动所需要的资源进行集体控制的过程”(Tilly, 1978:7)。置于社会运动资源动员论视野中的“动员”,并不是列宁式的针对普通群众的情感鼓动行为(刘海龙,2013:99),而是利用资源争夺权力。因为争夺权力意味着利用动员起来的资源来影响其他团体(Tilly, 1978:7、78)。人们需要推销自己的主张,同时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1895年起,谢缵泰正式以香港兴中会成员身份传播革命思想,接触香港主流英文报刊,并成功获得他们的支持。冯自由(2009b:416)将这段时间谢缵泰的工作评价为:“专任联络各西报记者,极为得力。”
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涉及谢缵泰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比较分散,呈现出有限度的了解和无深度的交叠。客观上,由于谢缵泰所著文章全由外文撰写,并零散发表在《南华早报》《孖刺西报》《德臣西报》等香港英文报纸上,长时间不为国人所知,如冯自由(2009a:210)所言:“笔之于书,……,纪录颇详,刊诸《南华早报》,惟无中文译本。”在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中,有专门论述谢缵泰具体革命事迹的内容(冯自由,2009a:209)和呈现谢缵泰所作东亚时局形势图的图像与文字史料(冯自由,2009a:41)。与之类似的情况是,学者唐德刚(2015:353-354)在分析辛亥革命起源时也将杨衢云、谢缵泰的事迹进行了陈述。学者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1970/2010:64-66)细述1895年广州密谋时,多次将谢缵泰所作《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作为史料证据,但未对谢氏本身的新闻实践活动作深入分析。
另一方面,近代在华外国记者群体获得了学界更多的关注。过往的研究者们常以回忆录、书信、日记和笔记作为史料对代表性人物诸如乔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铂尔,1967/2003:5)、端纳(W.H. Donald)(张威,2013:7)、亨利·鲁斯(Henry R. Luce)(罗宣,2005:69)进行具体的传记叙事。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收集和整理历史人物的基本事实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这种研究很难回应重再现历史、轻分析历史的质疑。诚如年鉴学派所认为的,历史的研究对象是集体性的,不是单个人,人们是无法通过传记来从整体上把握经济与社会的,应该做的是勾勒集体性的重要角色(普罗斯特,1996/2018:86)。目前已有学者作出有益的尝试,探讨了1840年至1949年间外国记者在华从事新闻报道的活动(张功臣,1999:34),融合了更多、更新的资料,开掘出众多在华外国记者的研究视域(法兰奇,2009/2011:5)。
值得反思的是,将外国记者所代表的国家意志不加甄别笼统观之的分析方法,容易导致多种结论相互抵牾,时而成为辩护词,时而成为起诉书。此外,将1840年至1949年这一涵盖中国近代史的宏大时期作为时间框架,其依据是含糊的,并没有以研究问题为指向确定其断裂或延续之处。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在华外国记者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见证人,那么问题不仅在于弄清是哪些外国记者在何时期来到中国,更在于外国记者与中国近代史诸多事件产生关联的是什么?中间人物又是谁?具体到本次研究而言,作为联结香港兴中会和英国记者群体的关键人物,谢缵泰和英国记者间关系的缘起需要厘清,并在此基础上,以资源动员视角探析香港兴中会的媒体网络与社会资源。
接下来,本文以1895年至1905年为时间分期,以谢缵泰和香港英国记者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在资源动员理论视域下探讨香港兴中会如何动员并利用媒体资源来助力革命事业。研究将兴中会资源动员机制与英国记者群体对华事务的介入方式联系起来,借助谢缵泰的社会经验视角,放大呈现革命党人在事业初期构建舆论影响力的内在机制。
谢缵泰(1872—1938),字圣安,号康如(冯自由,2009a:41),英文名为James See(Noonan,2006:101-115),其父是澳洲中华独立党领袖谢日昌。依据香港兴中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致可将谢缵泰的宣传生涯分为:辅仁文社时期(1892—1895)、香港兴中会时期(1895—1903)和《南华早报》创办初期(1903—1912)。中国近代史是两大特殊的、独立的文化环境交相感应的产物(章开沅,2010:47)。谢缵泰既自认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受父辈影响成为孔夫子教训“忠实的信奉者”(谢缵泰,1981:291)。1887年5月20日,谢缵泰随父母离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格拉夫顿来到香港,在皇仁书院读书期间结识反清志趣相投的杨衢云。1892年3月13日,杨、谢在香港组织创办革命团体辅仁文社(Foo Yan Man Ser)。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谢缵泰深受刺激认为出现了“中国人对满清统治中国的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谢缵泰虽然名义上仍是香港殖民地政府公职人员,但开始在《孖刺西报》发表鼓吹禁止鸦片贸易的政论文章,并散发小册子呼吁禁止鸦片(谢缵泰,1981:293)。这一阶段,谢缵泰宣传活动的特点是随机式的个人行动,虽是政治意见散播但并无明确的行动目标。
1895年不仅是香港兴中会成立之年,也是以孙中山、杨衢云为首的反清人士正式从自命“造反”变为自任“革命”的转折之年。1月,孙中山抵达香港,经共同友人尢列介绍,辅仁文社与檀香山兴中会结合为联合组织——香港兴中会(唐德刚,2015:353)。综合冯自由《革命二字之由来》(冯自由,2009a:13)与学者冯天瑜援引1896年12月3日《德臣西报》评论文章的考证,基本确定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之后的1895年底至1896年底的一年间,外界将香港兴中会直接称为“革命派”(冯天瑜,2004:536)。澳洲学者张威将香港兴中会的职务排序如下:杨衢云被推举为会长,孙中山任秘书,谢缵泰成为该会第三号人物,负责外交事务(张威,2013:12)。可以比照的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日本学者岛田虔次(2002/2009:405)将同盟会的职务排序为:整个运动的领袖是孙文,负责军事起义的是黄兴,负责宣传的则是章炳麟。
虽然,此间谢缵泰的工作成果获得了兴中会内部的高度认可,但由于政见不合,在同盟会成立后,谢缵泰(1981:288)表示对孙中山的“性情气质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于他的才能和价值有了我的看法,我就拒绝加入他的党”。转折点出现在1902年,当年谢缵泰开始独自行动,支持洪全福再次发动武装起义,泄密后事败。此番打击之后,谢缵泰将事业重心转移到新闻事业上,“专在言论上鼓吹改革,不再与闻军事”(冯自由,2009a:210)。至此,谢缵泰成为一个无党派归属的“闹独立性的人”(史扶邻,1970/2010:137)。1903年后不参与党务,也没有继续加入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惟希望通过创办英文报刊开辟一条支持革命的道路。老兴中会会员谢缵泰成了一个身处革命中,却置身党派外的独特革命先驱。1903年,谢缵泰与原《孖刺西报》编辑艾尔弗雷德·肯宁汉(Alfred Cunningham)为继续支持革命运动,在香港募集资金选址干诺道中15、16和17号设立办公室,联合创办《南华早报》,谢缵泰任买办(comprador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34)。1903年11月6日,《南华早报》第一期正式出版,并在出版一年内即声称该报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King Frank & Clarke,1965:73)。
虽然谢缵泰自称创办《南华早报》的目的是“通过《南华早报》和其他报纸专心致力于推进维新和独立的事业”(谢缵泰,1981:318)、“以便为中国的革命铺平道路”(谢缵泰,1981:320),但这种独立事业是在英国庇护之下才得以存在的。在1903年11月《南华早报》创刊号的评论文章中,直白地陈述了其作为英国报刊的归属:“《南华早报》是一份独立的英国报刊,不受政党或政治控制。该报的目的是不带偏见、不偏不倚地调查远东局势。”(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03a)
过往香港英文报刊主要代表了来华西商和传教士两个群体的意志,他们的主张概括起来包括:改变广州体制,实现多口通商;废除行商体制,确定海关税率;确立在华治外法权(吴义雄,2012:60)。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传统以来香港英文报刊的主张,哪怕是兴中会的友好报纸《德臣西报》也并不发表革命党人的政治目标,而是透露“通过动乱外国人可以从通商口岸得到哪些利益,以及他们为什么可以信赖兴中会”(史扶邻,1970/2010:59)。而在新生的《南华早报》中,虽然其新闻采编的范围和视野仍以英国为中心,但是其对新闻社论重要性的强调更为鲜明。除其发刊词中表示:“报纸通过几篇尖锐的文章,只要它们背后有真相,就能唤起公众对侵略的反感,改革弊端,塑造政府的政策。这就是现代报纸的力量。”(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03a)此外,在1903年11月7日刊登的一篇名为《外事概览》的章后半段这样评价报刊的作用:“这些报纸和杂志在中国有思想的人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人了。今天中国的呼声是‘报刊万岁!’,报刊不仅教育人民,还是自由与改革的先声。”(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03b)
可以说,1903年《南华早报》的创办标志着双重转折点的出现。其一,表面上是谢缵泰以党派组织的名义进行革命宣传事业的告终,所谓“洗手不问政治”(谢缵泰,1981:336),他本人意欲跳脱出革命队伍而转变为一个同情革命的媒体观察者;更深层次中,谢缵泰从一个主导革命宣传方针的谋划者,抽身退步到了自己曾经的动员对象英国报业阵营中,他的立场已经不再是中国革命者立场,而是看似中立的英国媒体立场。从一个主导革命的内部人士,倒退回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1/2014:343)所谓的宣传的“外部范围”。其二,《南华早报》对新闻评论的使用,更符合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1922/2011:332)所称的宣传性报纸,即“社论——也就是对新闻的评论和阐释——相对而言比新闻更重要。”相比于以往的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对暗中支持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更加踊跃,一份华人创办的隶属英国报业阵营但倾向中国革命党人的宣传性报纸在香港崭露头角。
谢缵泰与英国报业记者的关联缘起于香港兴中会前身辅仁文社时期。1892年,谢缵泰与杨衢云、陈芬、周超岳、黄国瑜等16人因共同的“计划组织一个中国亿万人的革新运动,一个驱逐满洲鞑靼簒夺者的运动”政治理想走到一起,并于1892年3月13日在香港百子里第一号二楼设立革命总部,采用“热爱祖国”作为格言,会议地方命名为“辅仁文社”(谢缵泰,1981:292-293)。1894年甲午战败后,谢缵泰开始了与香港英文报纸的初次接触,在《孖剌西报》上发表文章,鼓吹禁止印度的鸦片贸易(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此后的5月30日,谢缵泰再次在《孖剌西报》发文,抗议对中国社会的污蔑(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之后,谢缵泰最先获得了《德臣西报》托马斯·黎德(Thomas H.Reid)和《士蔑西报》切斯尼·邓肯(Chesney Duncan)的公开支持,这二人“首先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且无畏地支持这项伟大的事业,而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这个运动”(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此间,《士蔑西报》邓肯因公开发表支持革命的文章遭到殖民地大臣传见,大臣谴责他发表煽动中国人反抗一个与英国有友好关系的政府的主张(谢缵泰,1981:294)。虽然有这样的警告在先,但是邓肯在回忆中却将对于谢缵泰的支持引以为豪,“我有幸而且引以为荣的是,在你多年前力图推翻腐败专制的满清皇朝的时候曾帮助过你”(谢缵泰,1981:290)。1895年3月16日,孙中山、杨衢云、谢缵泰商量重新组织攻取广州的行动,并于当日会见《德臣西报》主编黎德,“他答应支持我们”(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1895年3月21日,邓肯与孙中山、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在士丹顿街十三号(No.13,Staunton Street)会商,“他保证支持我们”(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此后,“香港《士蔑西报》支持我们的运动”(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
进行秘密策划和组织工作的岁月里,谢缵泰非常注重保密,“我的英国友人和同事们小心机警,不下于我,所以我们能事事保持秘密,不致外泄”(谢缵泰,1981:293)。因为当时“广州的满清官吏和他们的特务奸细是这样使人害怕和恐怖,以致人们都不敢谈革命,不敢跟有革命倾向的人来往”(谢缵泰,1981:292)。谢缵泰秘密加紧与在港英国报人构成社会网络的同时,仍坚持发表有利于革命党的宣传言论,以“测探海内外国人意向”(谢缵泰,1981:295)。从1895年到1903年,严酷的舆论环境在风起云涌的革命事件冲击下出现松动。此时“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鹭江报,1903)。同时,记者的职业地位在香港逐渐被认可,正如1904年香港记者协会成立时作为协会主席的黎德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新闻业不再是无能者和不体面者的最后庇护所。在各行各业的公共生活中,记者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04)。外部控制的松动加之媒体力量的加强,使谢缵泰组织的英国记者网络逐渐由暗转明。
1912年满清政府被推翻,民国建立,谢缵泰公开携其背后众多英国记者见诸报刊。谢缵泰与英国记者群体间保持着非正式关系网络,要论证这一关系网的存在,有两个见诸报刊的公开确据。第一个是1912年10月3、4日的《申报》第一版,第二个是1921年5月17日的《南华早报》第七版。1912年10月3日《申报》第一版“要件”栏目刊登了谢缵泰亲写的“谢缵泰上袁总统书”。在这份上书中,谢缵泰表达了民国初建时的心情,“目下南北统一,五族共和……仆经营二十余年之目的已达,不胜欣慰。”(申报,1912年10月3日)欣喜之余,谢缵泰表示这份上书并非为自己邀功,而是为了将帮助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各西友协助之丰功”(申报,1912年10月3日)昭告世人。简要介绍自己生平之后,谢缵泰在文中讲述了创办《南华早报》时的意图和之后的活动,隔天《申报》第一版继续连载,将他班底中众人一并公告:
1903年,联合英商《 孖刺西报》主笔根宁咸君创办《南清西报》 ,以为光复之暗助,从此时著论说,时通信欧美各志士密友及各报馆主笔,尽力鼓吹。戊戌后,仆亦书致康有为梁启超二君,劝其融合党派,共谋伟业,约记助力最大之密友:
以上十二位“助力最大之密友”中,有七位是职业报人,另外一位留美博士容闳在谢缵泰看来最大的功绩是“全力运动美国报界”(申报,1912年10月4日)。谢缵泰与这些密友的关系,正如肯宁汉对此间工作经历的总结:“多年来,我们为了同一目标,借赖报纸而共同工作”(谢缵泰,1981:289)。
上述群体的第二次公开亮相记载于1921年5月17日《南华早报》第七版谢缵泰对已故《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回忆文章中。文中这样写道:
莫理循博士和另外一些侠义且高尚的人士,在中国官员和老百姓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我一起默默地、毫不张扬地工作了近20年,为中国人挣脱满清枷锁的改革(reform)和独立事业铺平道路,我很自豪地回忆起这些名字并表示感激和不朽的怀念之情:
托马斯·哈·黎德(德臣西报)、切斯尼·邓肯(士蔑西报)、格·华列斯·史密斯( 孖刺西报)、艾尔弗雷德·肯宁汉(南华早报)、李提摩太博士、容闳博士、何启爵士、立德夫人和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还有托马斯·高文、高林·麦·斯马特、托马斯·皮特里和B. A. 哈尔,他们高尚地追随了他们前辈的脚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1)。
对比1912年《申报》名单与1921年《南华早报》名单会发现,除托马斯·高文(Thomas Cowen)和高林·麦·斯马特(Colin McD·Smart)两人因涉足革命的时间较晚没有出现在《申报》名单之外,其余人物保持一致。以上两份中、英文报纸的新闻可以证实,在香港英文报业和香港兴中会之间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这一联盟是由谢缵泰主导,以在港英国记者、编辑为对象组成,再经由报纸发表倾向性政治观点予以扩散,以彻底推翻满清统治作为既定目标。从结果看,“南北统一,五族共和”(申报,1912年10月3日)的局面达到了谢缵泰班底的政治诉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运动政治斗争论学者塔罗(Tarrow, S.)(1998/2005:69)的一个判断,“如果说出版和结社是社会运动发展中互为补充的两条途径,那么它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
需要注意的是,1912年10月《申报》所公开的人员信息仅仅是谢氏班底中最重要的部分并非全部,是结果而非原因和经过。在进一步探讨前,有必要先对1895-1912年间香港报业与谢缵泰联系的具体事实进行了解。清季香港主流英文报刊与兴中会人物关系图谱(见表1),呈现了以《孖刺西报》《德臣西报》《士蔑西报》《南华早报》等清季香港报刊中英国记者与兴中会的接触事实,借此表统观英国记者与兴中会之关系,达到以汤沃雪之效。
在了解谢缵泰及由他所聚集的英国记者群体之后,新闻史研究者不免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谢缵泰,而不是1899年后同样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的陈少白成为兴中会与外国记者联系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香港兴中会宣传工作的不同侧面,又可以凸显晚清外国媒体在介入中国事务时的技巧。
没有教育、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变革(桑兵,1991)。在实现政治变革的目的时,由媒体精英人群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通过人际关系可以传播信息、交换思想,可以孕育运动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可以识别和推选领袖。同时,人际关系网络既难以剥夺又难以嫁接,一旦谢缵泰与英国记者群体连接成功,就可能为新生的革命党注入一种既能即时见效,又能长期延续的社会资源。谢缵泰既跳脱于西方视角中平庸中国人阶层,自认是“贯通中英的学者”(谢缵泰,1981:303),后又以革命的无党派自居,是背离于孙中山派系的“非党人”(谢缵泰,1981:297)。从他的整个革命宣传活动来看,前一点是他能迅速打开香港英国记者圈子的原因,而后一点则为《南华早报》注入了非政党报刊的基因。
首先,拥有同样基督信仰且英语行文流畅的谢缵泰,被视为一个已经接受西方“启蒙”的开明中国人。外国记者所认可的不是他作为中国人的外在特点,而是其精神内核中西方文明扎根下来的特质。对此,1895年《德臣西报》的评论就很具代表性,“虽然该报觉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而言,中国人很少或没有什么高贵的品质,但‘由于在外国人中间居住而得到启蒙’的那个‘中国人阶层’,倒是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史扶邻,1970/2010:64)。谢缵泰自己的身份认知也始终保留着澳籍华侨的底色,与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保持良好的私人交往。这种人际交往所起的作用正如学者塔罗(1998/2005:65)所言,“即使人们真的为斗争目的而聚集在群体中,他们的关系仍然大多以地区和个人的接近程度为基础”。在1921年《南华早报》刊登的谢缵泰回忆莫理循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我总是觉得他温和可亲,我仍然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见面时,他对远在澳大利亚吉隆老母亲的敬意,以及他对几个小儿子的骄傲和爱意。”(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1)当然,与莫理循的密交显然不仅仅是同乡之谊,作为兴中会的骨干,谢缵泰清楚地认识到,获得莫理循支持的背后是借力《泰晤士报》所代表的英国对中国事务的介入。1901年11月22日,谢缵泰与莫理循在香港会面。莫理循对兴中会后续的运动作出了一番支持性承诺:“我十分愿意帮助你,并尽我的一切努力促进和支持这次运动。我的支持意味着泰晤士报的支持,而泰晤士报的支持则意味着英国人的支持。我的主张就是泰晤士报的主张。”(谢缵泰,1981:313)
莫理循的这番表白直接说明驻外记者的态度是英国政治力量在全球范围的彰显。争取到媒体精英的支持,就等于获得了英国介入中国事务的正当性。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总结美国记者李普曼时同样论及这一问题,他认为李普曼事业的特别之处,不在于他对世界事件的报道或预言是正确的或敏锐的,而在于他从一个“局内人”的立场反映出美国毫无障碍的对全球的支配,李普曼借助不远离公众舆论力量的技巧,来强调美国力量的道德感、现实性和利他主义,把这种力量变得更为人所接受(萨义德,1993/2003:407)。
其次,作为一个“华侨组织”(唐德刚,2015:358),香港兴中会在内部存在重大差别,于宣传路线上分为亲英和亲日两条路线。这里的分析暂且悬置香港兴中会合并之初的孙、杨之争(唐德刚,2015:354),仅以前文中清季香港主流英文报刊与兴中会人物关系图谱(后文简称“图谱”)来作分析。在图谱中,总计有四份香港地区重要英文报刊的十位(除《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职业新闻人,经由谢缵泰助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事业。这些媒体精英不仅在所属报刊中公开发表了有利于香港兴中会的革命言论,其中一部分甚至亲自参与了革命行动,如图谱中肯宁汉、黎德等。应该说,在创办《南华早报》之前,香港的舆论环境决定了谢缵泰需要依赖老牌的香港英文报纸如《孖刺西报》《德臣西报》《士蔑西报》。这些英文报纸所获得的舆论地位,是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在文化控制上的副产品。从目的来看,此间谢缵泰的新闻活动表明,香港兴中会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借英系报业以发声,从而获得看似更受英国支持的政治优势地位。诚然,在诉诸英国势力以助益国内政治这一点上,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同样认为,要使皇上复权、变法可成就需要依靠外力,即所谓“出外国求救”(汤志钧,2015:401)。可见,除上述对谢缵泰自身特点的分析之外,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也使谢缵泰对英国存有幻想事出有因。
相形之下,效仿日本报式作横行短行的《中国日报》,从报社的机器铅字采办到资金来源都是以孙中山在日本的支持者自筹为主,并最终演变为一份与保皇派争夺言论阵地为主要作用的政党报纸。《中国日报》创办背景是兴中会与保皇派激烈的派系竞争,“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因是素恃为兴中会地盘之横滨、檀香山二处,竟为保皇党所夺。”(冯自由,2009a:21)在处于下风的斗争形势之中,《中国日报》是孙中山为与康有为、梁启超争夺舆论主导权而催生的宣传工具,是“对改良派独霸新闻领域的首次挑战”(史扶邻,1970/2010:126)。因此,虽然陈少白筹办的地点是香港,但是中文的《中国日报》并没有将在港的英语人群作为目标读者,初期在编辑内容上又“因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视”(冯自由,2009a:21),报社运营陷入困难。这一情况直到庚子以后才发生改变,随着不断转载《大陆》和《警钟日报》批评康、梁的文章以加强对保皇派的攻势(桑兵,2014:271),“东京留学生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冯自由,2009a:21)。有了较为明确的读者群体后《中国日报》的内容也随之变化。至1903年,“国内各报留学界消息以《中国日报》为最详”(冯自由,2009a:60)。综上所述,谢缵泰是亲英系报业的代表,而陈少白则是亲日系报业的典型。地区的接近性是谢缵泰的优势,也是陈少白的劣势。陈少白虽然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但是无论从编辑团队、读者群体、报式风格,这都不是一份在英属香港能获得普遍性舆论关注的大众报刊,它只是兴中会开展革命宣传工作的一种行政手段。
兴中会成立后,武装攻占广州的计划开始具体化。从谢缵泰的记录来看,早在1895年春,非兴中会会员何启就暗中答应支持兴中会的运动。从1895年3月至10月,兴中会及其支持者更为活跃地在报纸上发表革命文章。1895年3月12日,《德臣西报》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此文暗示中国南方可能存在的“改革”(reform)运动。这篇没有署名的政论文章不仅认为“如果起义真的发生,那么长江以南各省的大部分居民将群起响应”,而且对改革党(the reform party)的具体政策如关税政策作了解释,“如果新政府成立,中国的全部债务将为新政府所承认和接受……中国的关税将和现在一样,作为所有债务的抵押”,文中甚至还谈到“就像日本那样,或者更进一步就像埃及那样,中国在宪法制定和各政府部门建立之前,还需任用外国顾问”(The China Mail,1895a)。很难想象,类似的施政策略如果撰写者未能参与兴中会核心会议如何得知。因此,除黎德撰写此文之外,另外一个合作者应该就是何启。理由在于,据谢缵泰记录:“1895年3月12日何启博士的‘维新’文件在《德臣西报》发表。”(谢缵泰,1981:294)经过考证,当日的《德臣西报》除这篇政论之外,并未发表其他政论文章。也就是说,何启的政论文章应该就是这篇没有署名的政论,此文是由黎德和何启合作写就。
3月16日,孙中山、杨衢云、谢缵泰讨论试图用3000精选的人马攻占广州,并确定采用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帜(谢缵泰,1981:294)。当日,孙中山、杨衢云、谢缵泰会见《德臣西报》编辑黎德,“答应支持我们”(谢缵泰,1981:294)。随后的第二天3月18日,《德臣西报》发表长文支持中国的政治改革(The China Mail,1895:295)。1895年8月29日,孙中山、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何启、黎德和谢缵泰会于杏花楼酒店,“何启博士担任发言人,我们略述临时政府的政策,托马斯·哈·黎德同意尽力设法争取英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谢缵泰,1981:295)。至广州起义发生前的10月9日,《德臣西报》的黎德和托马斯·高文甚至直接帮助兴中会起草致列强的宣言,此文由“何启博士和谢缵泰修正”(谢缵泰,1981:295)。
列举1895-1903年间香港兴中会武装起义与新闻活动时会发现(见表2),其特征是以助力兴中会后续武装行动为指向,来谋求英国报系、英国报人的支持,是把新闻活动与武装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阶段。
此表依据1895年至1905年间,香港兴中会组织武装起义的基本事实为节点,对香港英文报刊涉及革命宣传的文章进行梳理。以报刊文章支持革命运动最早、准备最为充分的是1895年广州起义。而此后的1900年10月惠州起义,香港三大英文报的新闻大多是在起义爆发之后才发出的,没有前期的宣传过程。其中原因固然有黎德在1900年6月短暂离开《德臣西报》(谢缵泰,1981:309),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起义“没有迹象表明曾对惠州平民搞过什么精心策划的宣传运动,这本来也是不需要的。因为地方上的不满情绪和由于联军在北方胡作非为引起的民族耻辱感,已足以煽起人们对省当局和朝廷的愤恨的火焰了”(史扶邻,1970/2010:172)。此后的1903年,由谢氏父子独立策划、由洪全福任领导的广州起义由于泄密很快被扑灭。这场武装起义孙中山事前未获得消息,“总理、少白均不与谋”(冯自由,2009a:60)。因此,只有谢缵泰一人单独发声宣传,势单力薄很难形成声势。
由此看来,1895年至1900年的五年间,香港殖民地政府与报业间的态度逐渐产生分化。这种微妙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对兴中会的不充分信任上。正如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36/2000:39)对暴力、组织、宣传、新闻情报间的配合分析时所阐述的:“军事政变可以由少数消息灵通、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去完成,但是,要争取一批忠诚可靠的同谋共事者和在群众支持下把行动善始善终地加以实现,却只能依赖在危机出现之前早就开始的长期宣传准备工作。”虽然兴中会意欲通过宣传动员配合武装起义以获得更广泛的响应,但是起义队伍中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很难获得英国政府的认可。虽然谢缵泰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大量英国记者认同革命的最终目标,但是武装起义并没有受到鼓励。这是因为,在英国政府立场中“即使这一运动是一个真正的‘改良’运动,没有一个行动是针对外国人的,但如果推翻了合法当局,这三个城市所有目无法纪的暴民便会对我们放肆起来。”此外,香港英文报纸的阅读群体并不是中国内地的老百姓,以英文为主的宣传文章很难触及真正遭受苦难盘剥的普罗大众,由此便引发了上文所提到的1900年惠州起义出现的现象,起到凝聚人心作用的不是新闻宣传而是八国联军辱华的事实本身。
其次,即使是同情兴中会的英国记者,他们与革命党人的交往是危险而备受指摘的。正如学者赵鼎新所言,西方媒体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机构,所以当一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时,它往往受到媒体的忽视或负面的歪曲性报道(赵鼎新,2012:276)。在香港兴中会成立初期,“几彩神股份有限公司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这个运动”(谢缵泰,1981:294)。一方面,由于“煽动中国人反抗一个与英国有友好关系的政府的主张”(谢缵泰,1981:294),香港殖民地政府并不愿意打破现状去支持记者的亲革命党人行动。如前文中记述的邓肯就因此遭到香港殖民地大臣传见和谴责,而另一份来自英国外交部档案的信件也反映出在港英国官员对当地媒体的不信任情绪,“这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即由有着特定目标的中上阶层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香港的一家报纸关于起义的大胆预言纯系空谈。”最后,正如莫理循在担任袁世凯政治顾问之后丧失记者威望的后果那样,站到香港兴中会立场上的外国记者们也“已经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所观察事务提出批评的无冕之王”(窦坤,2011:49)。丧失中立客观立场会导致媒体专业性的葬送。因此,几乎所有英国记者都是隐蔽地与谢缵泰私下表达支持,而不愿意在报刊上公开暴露真实的政治立场。
当然,香港殖民地政府与英国记者的分歧并不代表两者利益上的冲突。在维护英国在华的政治和贸易等核心利益上,两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对此,学者史扶邻(1970/2010:65)直言:“以《德臣西报》为喉舌的通商口岸的贸易团体,却叫嚷只有强加干涉,才能使中国完全开放并使它成为英国商人50年来梦寐以求的黄金国。《德臣西报》之成为兴中会唯一的赞助者,是要以兴中会作为工具,用最低限度的干涉达到上述目的。”
最后,个别英国记者参与革命的活动大大超越了记者职权,但是香港兴中会旋即分裂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对外发声。在洪全福发动广州起义前夕,1903年1月9日,肯宁汉向谢缵泰报告,“基斯高尼尔(Gascoigne)将军和舰队司令官都支持我们的独立运动”(谢缵泰,1981:316)。显然,这种联系军方的行为已经不单纯是舆论上的摇旗呐喊,而是革命实践中的出谋划策。应该说在这一阶段,谢缵泰在与外国记者交往中并没有处于身份上的下风,可是随着杨衢云较早离世,武装起义接踵失败,中国革命的焦点转移至日本东京孙中山所组织的同盟会,如此一来,分裂的香港兴中会再无力顾及维系香港英文报业的信任与支持。
“通过订阅同样的报刊,他们和虽然不相识却有类似观点的人已经结合在一个无形的团体中”(塔罗,1998/2005:69)。在此基础上,“群众的潜在经济实力或战斗实力可以通过耐心和持久的宣传将其集中起来”(拉斯韦尔,1936/2000:56)。谢缵泰以报刊交织革命宣传和社会资源,提供了观察此间英国记者关系网络形成机制的可能。1895年至1905年间香港兴中会对英国记者资源的动员,印证了社会资源动员理论中对变革的承诺及其组织存在的意义,即根植于追随者或成员的自觉意志、对运动目标或信念的规范性承诺,以及他们的积极参与(Wilkinson,1971:27)。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塔罗(2006/2010:118)关于协同行动的两条传播路径指出,在直接传播路径中,通过一些个人和团体而形成,这些个人与团体此前已有的相互联系或彼此间的相似性构成了动员的基础。从谢缵泰的社会经历来看,其间居中西的文化背景构成了香港兴中会早期代价最小、最利于组织外国记者资源的动员基础。
香港兴中会意欲破解事业初期政治和社会上的不利环境,需要迅速有效地获取社会资源,澳籍华人谢缵泰借助地区和个人接近程度的便利,动员香港主流英文报业的媒体人,对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以获得对革命党的同情与支持。革命党人在事业初期构建影响力的内在机制以人际交往为基础,总计有四份香港地区重要英文报刊的十位职业新闻人助力兴中会的革命事业,这些媒体精英不仅在所属报刊中公开发表了有利于香港兴中会的革命言论,其中一部分甚至亲自参与了革命行动。
通过谢缵泰来了解革命党与英国媒体记者关系,让我们得以瞥见一个对局外人几乎封闭的内在行动机制。此种机制从两方面得以被了解,一方面,香港兴中会动员记者并借英国报业发声,从而获得一个看似更受英国支持的政治优势地位以与清廷抗礼。可兴中会后续武装行动的结果表明,新闻活动的成效未必能在战场上换来一城一池。在香港写作英文社论的谢缵泰在那里是获得认可的商人、基督教徒和媒体人,然而在国内却视之为“绿眉毛、红眼睛”的异类,其影响力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承认。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西方化了的通商口岸和中国士大夫知识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张灏,1980/1996:325)。对于这一点,谢缵泰在力促保皇派与革命党合作之时就已发现,“康有为党太傲慢,嫉妒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谢缵泰,1981:303)。谢缵泰没有受过正统儒学的良好教育,因而在士林中声望不高,在1903年洪福全广州起义失败后,更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虽然仍期待推翻满清以改变中国,但是除了继续埋头在英文报纸上发表言论之外,并没有更多实现这一愿望的手段和办法了。
另一方面,被动员的英国记者群体,不仅依靠报纸发布新闻报道或撰写匿名社论实现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而且身体力行出谋划策。然而,英国记者对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是一回事,英国政府对革命的支持则是另一回事。不难发现,少数英国记者对政治活动是非常热衷的,如肯宁汉、黎德。然而没有迹象表明,香港新闻界人士的支持曾对英国官方的看法有过任何影响(史扶邻,1970/2010:65)。英国外交部并不急于进一步卷进中国的内政中去。从香港英文报刊与港英当局之间不协调的步伐来看,虽然谢缵泰竭力拉拢了一群足以声震香港的媒体精英,但是,英国政府不大可能在一场输赢难测的赌博中去下这个赌注,更不可能去鼓励一个颠覆运动,从而触怒对己友好的清政府,即便这个运动的组织者如何亲英。
尽管如此,对于孙中山及其后来的革命党人而言,在香港的声名日隆也促使革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现实层面来看,正是由于前期的社会资源积累,即使孙中山1895年后遭到港英当局的驱逐,但“政界和报界都对他表示很大的同情”(The China Mail,1908)。也正是由于谢缵泰充当联系桥梁,才使得陈少白所主持的《中国日报》觅得重要赞助人富商李纪堂,使陷入财政困境的兴中会机关报不至于迅速破产,保存了革命党最早的报刊阵地。而创办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则增加了革命党人宣传的阵地,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主流英国报业垄断香港舆论的局面。尽管时移世易,但是人际关系网络一旦建立便难以剥夺,此后英国报业著名记者如莫理循、端纳继续保持与革命党在政治上的联络。以革命党宣传策略的演变历史来看,从以西方记者为拉拢对象借力发声,到以章炳麟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执掌言论的核心,革命言论的载体由西报变为革命党人自办报,主导宣传的人物也更符合科举制下知识分子的期待。考察香港兴中会宣传事业的发端,能更好理解革命党后续宣传路线的转变。在此之后,当革命党不再囿于一隅而成为全国性政党时,如何累积面向全国的社会资源就显得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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