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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氏先祖积德存善，厚泽绵延，护佑宗族血脉世代相传。将军戎马一生，荣膺少将军衔，保家卫国，造福乡梓，千古荣光地久天长。)

　　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全军上下一片欢腾。战事刚刚结束，部队来不及休整，便迅速撤出天津城区。我师进驻王庆坨一带，军部则驻扎在杨柳青。 战后部队随即开展大规模兵员补充工作，重点增补我们一线主力各师。其中一五八师伤亡相对较轻，唯独我师战斗损失最为惨重。整场天津战役，我师伤亡三千余人，叠加此前锦州战役一千余人的伤亡，累计战斗减员达到五千余人。

　　一个师的编制里，真正的一线战斗兵员仅有万人左右，伤亡全部集中在前线作战连队，师部机关、后勤保障人员几乎没有损耗。因此天津战役结束后，我们立即开展紧急扩编补兵。彼时战况紧急、备战任务迫在眉睫，根本没有时间开展系统的俘虏甄别、政治教育与人员清查工作。 战场上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只需摘除帽徽、完成简单整编，即刻编入我军战斗序列，摇身一变成为解放军战士。当时补兵没有名额限制，上级不作硬性管控，各连队能收拢补充多少兵员，就全部吸纳编入队伍。最终我师每个连队都补齐至一百八十人满编状态，全师兵力迅速恢复至一万余人。

　　之所以如此仓促补兵、全速扩编，是因为野战军总部下达紧急命令，我部即刻转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投入北平攻坚作战。彼时局势万分紧张，傅作义尚且心存侥幸、摇摆观望，和谈始终悬而未决。他原本自持天津工事坚固，笃定天津至少可以坚守半年之久，妄图凭借坚固城防拖延战局、等待时局变化。 谁也未曾料到，刘亚楼司令员仅用二十九个小时，就彻底攻克重兵布防、工事完备的天津。城内驻守的国民党五个军、两个师，总计十余万守军尽数被击溃、歼灭。 天津攻坚战打得时间短、节奏极快，战斗最激烈的区域集中在突破口一线，纵深缠斗反倒不多。当时敌人的防御工事堪称标准的现代化攻坚堡垒，尤以民权门阵地最为典型。阵地纵深遍布铁丝网、鹿砦、地雷区，堡垒群密集排布，每八十至一百公尺就构筑一处核心堡垒，层层设防、步步阻击，防御体系极为坚固，敌人自诩“固若金汤”，笃定我军难以攻破。

　　进攻发起于深夜，视线受阻，战士们只能夜间排雷、奋勇冲锋，因此造成大量伤亡。除此之外，敌人的支援炮火杀伤力极强，特别是一〇七化学迫击炮，炮弹来袭时人人心惊胆战，火力异常凶悍，给我军造成极大伤亡。 战前，国民党守军狂妄自大，认为天津工事坚固、守备充足，绝非锦州可比，我军绝难快速攻克。侯镜如所部在外围观望局势，伺机而动。待我军二十九小时速克天津、全歼守敌之后，侯镜如部仓皇逃窜，傅作义彻底失去依仗、意志动摇，最终选择坐下来和谈，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天津一战，我师打得异常艰苦，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战斗中壮烈牺牲两名营长：一位是四〇五团一营营长景德胜，他是跟随赵希武的陕北老红军，作战勇猛无畏，不幸壮烈殉国；另一位是四〇四团营长刘凤臣，该团是我自抗战时期带出的老一团，根基深厚、作风过硬，刘凤臣营长也在激战中牺牲。 除营级干部外，四〇三团教导员张进才同样血染沙场、壮烈牺牲，他也是我从延安带出的老革命骨干。 整场战役，我师连以下干部、战士负伤、阵亡共计三千余人。这是当时的战地统计数字，战后局势紧迫，无暇逐一复核订正，便就此存档。 正因天津战役打得坚决、打得过硬，我师也得到了野战军总部的公开表扬。

　　此战是教科书式的标准攻坚战，我们在八面城练兵打磨的全套战术本领，全部发挥了关键作用。部队熟练运用五大军事技术，爆破攻坚、土工作业样样精通；严格执行“一点两面”战术，精准突破防线、编组攻坚梯队；贯彻快节奏打法，迅速撕开、扩大突破口，快速拓展战场优势。 可以说，天津战役的出色战果，完全得益于此前八面城的系统练兵，让全师官兵熟练掌握整套攻坚战术，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十分简陋，官兵背负的都是笨重的大型电台，远非如今轻便手持对讲机可比。

　　攻打天津时，报务员刘中山坚守通讯岗位，遭敌军炮弹炸伤，臀部被炸掉一块皮肉，腰部也残留了无法取出的弹片，终身留下战伤。 总部之所以专门表扬我师，是因为我们属于年轻的野战部队，大兵团攻坚作战经验并不算丰富，却能啃下天津这块硬骨头，打出过硬战绩，实属难得。

　　天津战役胜利、华北战事大局已定后，部队随即接彩神股份有限公司到命令，整军休整、准备南下，开启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的新征程。 可就在备战南下之际，部队老兵乃至营连基层干部，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波动。我部官兵大多是河北籍子弟，是我们从抗战时期一路带出来的老骨干、老战士。 彼时很多老兵心里都打起了退堂鼓，思想包袱很重。大家普遍认为：自己早年投身八路军、奔赴延安，浴血奋战打赢了抗日战争；又随军出关、征战东北，解放了整片东北大地。如今北方全境基本解放，仗打得差不多了，也该解甲归田、回家团圆了。 不少官兵直言：离家多年，家中尚有年迈老母、结发妻子、年幼孩童，亏欠家人太多，实在不愿继续随军南下。这些想法，发自官兵内心，情理之中、道理真切。 与此同时，大量家属纷纷奔赴部队驻地寻亲，场面十分热闹。老母亲带着未过门的儿媳、或是随军多年的妻子成群赶来，驻地内外挤满了探亲家属。 很多家属性子刚烈、态度坚决。不少老母亲直接给儿媳下令：务必把丈夫劝回家，若是劝不回来，就不许儿媳归家、不认这个儿媳，态度决绝。

　　针对官兵的思乡厌战情绪，我们反复开展思想疏导工作。起初不少干部宽慰战士：家属远道而来，就让家属安心住下，小住几日、团聚过后再耐心劝说返乡即可。 部分官兵起初被疏导通透、思想暂时稳定，可相处几日便再度反复，依旧固执己见，坚决不愿南下、执意要回家。 这些随军而来的年轻妻子，性情刚烈、办法颇多，为劝丈夫返乡用尽了心思。有的妻子直接表明态度：丈夫若执意随军南下、不肯回家，便坚决不和丈夫同房，以此僵持、规劝丈夫回头。

　　各式各样的情况、五花八门的僵持比比皆是，天津战役结束后，部队内部的思想乱象一度十分突出。 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早已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我们反复向官兵宣讲革命道理、灌输大局思想，可宏大的革命道理，终究难以完全消解官兵现实的思乡心结与家庭牵挂。 那批官兵大多二三十岁的年纪，人生境遇各不相同：有的已成家立业、拖家带口，有的尚且孤身一人；有的早年曾被迫加入伪军、当过汉奸队伍，后来才投奔加入我解放军队伍。 因为早年的特殊经历，不少战士老家的地方政府不知情、不了解情况，依旧对其家属进行抄家、批斗。战士们心里委屈，无奈说道：“我如今早已参加解放军、为革命打仗，家里却被抄家受牵连，这让我怎么办？我怎么能不回家？” 他们的诉求确实有道理、合人情，可地方干部并不掌握前线战士的真实情况。家里被批斗、被牵连，战士心里焦急万分，迫切想回乡处理家事。 但战时纪律严明、备战任务繁重，所有人一律不准私自返乡，仅允许写信回乡说明情况。

　　当时部队存在大量这类思想问题，非常普遍。 我一三五师准备南下期间，就出现过干部战士逃跑的情况，连排干部、普通战士都有开小差的。甚至还有一名营长私自逃跑。 当时方一川专门负责后卫收容、管控人员，这名营长就是被他追回来的。此人名叫张振林，也是我当年从延安带出来的老骨干。 我严肃批评他临阵开小差，他只朴实恳切地说：“首长，我实在太想家了。” 考虑到多年革命情分，加之确实存在现实思想难处，最终没有重罚，只是给予纪律处分，撤去营长职务，下放当炊事员，随部队继续南下。

　　总而言之，尽管思想问题突出、逃跑现象时有发生，我们最终还是顶住压力、稳住队伍，完整带领全师顺利南下。 当时部队处理原则以教育为主、稳住军心为主，即便有人开小差，也没有执行枪毙，重在化解现实矛盾、疏导思想问题。 很多官兵的个人难处，确实不是歪理：征战多年、身不由己，家中老母无人赡养、妻子无人照料、婚约无人兑现。多年不归，未婚妻等人早已遥遥无期，再不回去，亲事便会作废。这些都是最真实、最现实的苦衷。 可站在部队大局角度，我们只能反复开导：如果所有北方官兵都回家，部队就散了，渡江作战、解放江南的任务谁来完成？革命尚未成功，毛主席的家乡、大片南方土地都还没有解放，革命绝不可以半途而废。

　　当时部队人员结构也很有特点：一部分是老革命、北方老兵，一部分是解放战士、南方新兵。 从东北进关开始，我们就特别叮嘱关内战士，多留意、多帮助关外老兵。关内战士大多心情振奋、一心南下、毫无怨言；而关外老兵常年离家，普遍思乡心切、不愿继续南征。 整体情况非常鲜明：南下进军途中，北方战士普遍不愿去南方，南方战士人人愿意回南方。南方籍解放战士大多早已扎根部队、成长为战斗骨干，南下正是回家解放故土，自然不会开小差，斗志昂扬、情绪高涨。反观北方籍老兵，思乡心切、顾虑重重，思想波动最大，也是当时部队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